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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直三图:淺論從“念斌投毒案”看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6-01-21 22:37

摘要:

2014 年 8 月下旬,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 念斌投毒案 做出念斌無罪的終審判決。但在 11月,當念斌到有關部門辦理出入境手續時,被告知限制出境。據悉是因平潭縣公安局已于 9 月對投

  2014 年 8 月下旬,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 “念斌投毒案” 做出念斌無罪的終審判決。但在 11月,當念斌到有關部門辦理出入境手續時,被告知限制出境。據悉是因平潭縣公安局已于 9 月對投毒案重新立案,并將念斌再度確定為犯罪嫌疑人。

  1996 年發生的一樁案件,讓公民念斌經歷了四次死刑判決、八年牢獄之災,而在判決生效,念斌終于被法律確認為無罪,該判決也因其彰顯司法人權保障精神受到社會普遍肯定之時,偵查機關再度將念斌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引起輿論高度關注。以同一事實將無罪定讞公民再度確定罪嫌并對其啟動刑事程序,使公民面臨 “雙重危險”,其合法性與正當性引起社會普遍質疑。念斌再次進入刑事程序,涉及犯罪嫌疑人認定、刑事裁判既判力及司法人權救濟等一系列重要刑事程序問題,筆者擬對此做一探討,意在襄助有司適當理解和處理相關問題,更望通過分析這一典型案例,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動依法治國的背景之下,促進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立案及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意義與條件

  投毒案重新立案,而念斌再度涉嫌,首先涉及對立案的意義和條件的理解。

  ( 一) 立案及其意義。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立案即刑事案件成立,其前提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 刑訴法第 110 條) 。立案的意義是啟動偵查程序并為強制偵查提供法律依據。為說明其意義,可以比較其他國家的偵查發動程序。在絕大多數現代國家,偵查機關開始偵查 ( 即犯罪調查) 以偵查機關發現犯罪嫌疑為前提,法律并未設置作為一程序關口的專門的偵查開始程序。在日本,松尾浩也教授稱: “警察官因為某種緣由 ‘認為存在犯罪’的時候,就必須開始展開偵查。”[1]42在德國,羅科信教授寫到: “要開啟偵查程序有三種方式,一是由官署知悉后進行; 二是因提起告訴而進行之; 三是因聲請進行刑事追訴。原則上,在官署知悉后,每一位偵查人員 ( 檢察官或警察人員,刑訴法第 160 條,第 163 條)均有義務進行偵查程序。”[2]354然而應當注意的是,這種以隨機方式實施的偵查限于非強制性調查取證,即任意偵查。如果實施強制偵查,則必須是在具備法定條件的情況下通過司法審查獲得令狀后實施。就這一法理,臺灣黃東熊教授解釋為: “關于偵查之開始,乃無需有條件: 原則上,茍有犯罪嫌疑,則得開始偵查。

  由此而知,任意偵查,原則上,無偵查之條件,而強制偵查則須有條件。不過,所謂強制偵查之條件,其實,乃屬為強制處分之要件。關于其要件,刑事訴訟法就每一項強制處分均以明文規定,如不符合所定之要件,則不得以強制處分為偵查之手段。”[3]136以上做法,筆者概括為 “隨機性偵查發動配合強制偵查的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我國刑事訴訟法則與此不同,仿效蘇俄刑訴法 “提起刑事案件”程序,將立案作為刑事訴訟的開始程序。公訴案件一旦立案,偵查之門即已打開,偵查機關有權實施必要的 “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性措施”( 刑事訴訟法第 106 條第 1 項) 。這一做法,可以概括為 “程序性偵查發動配合強制偵查的授權原則”。因此,立案的實質是為強制偵查提供法律依據。一旦立案,強制偵查即為合法,偵查機關有權直接實施拘傳、拘留、搜查、扣押、凍結、監聽等措施 ( 法律做出特別限制的長期羈押即逮捕除外) ,而如果沒有立案,就不能采取強制性取證和人身控制措施??杉?,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立案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并對所涉公民權利產生重大影響。

  ( 二) 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條件。刑事訴訟法第 107 條規定: “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按照管轄范圍,立案偵查。”根據這一規定,結合司法實務,我國刑事程序中作為偵查前置程序的立案有發現犯罪事實立案以及發現犯罪嫌疑人立案這兩種形式,前者被稱為 “以事立案”,后者則稱為 “以人立案”。公安機關偵查的普通刑事案件通常采用 “以事立案”,即發現殺人、搶劫、強奸、盜竊等刑事案件發生后及時立案并展開偵查,而立案時可能尚未發現犯罪嫌疑人 ( 確認嫌疑人可能就意味著 “破案”) ; 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則通常采取 “以人立案”的形式,發現犯罪嫌疑人及其涉嫌犯罪的事實,決定立案并實施偵查。 “以人立案”,采嫌疑人與涉嫌犯罪事實一并審查的所謂的 “一體化審查模式”,通常不再產生獨立的確定犯罪嫌疑人的問題。但 “以事立案”程序,因立案時很可能并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因此實際上存在 “刑事案件成立”以及具備條件時 “確定犯罪嫌疑人”兩項具體程序。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10 條的規定,立案的條件是 “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而確定犯罪嫌疑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07 條及 110 條的規定,應當是該犯罪嫌疑人 “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而此處所謂的 “有犯罪事實”,是有證據證明該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犯罪行為。這種證明雖然不需要達到足以認定有罪,即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但應當是根據證據作出合理的判斷,認定該嫌疑人確有實施犯罪的重大嫌疑。① 指向其犯罪的證據事實包括: 正在預備犯罪、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時被發覺; 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他犯罪; 在其身邊或者住處發現有犯罪證據,等等。②在 “以事立案”這種犯罪之事實確認與犯罪嫌疑人確認相對分離的立案模式中,立案條件的把握具有雙重性質,即首先認定 “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啟動偵查程序追究作案人刑事責任;而后,( 在具備條件時) 認定某人或某些人 “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并采取有針對性的偵查措施。

  ( 三) 無罪裁判生效后以同一事實再次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條件。無罪裁判做出并生效后,如果該項裁判僅否定被告作案,未否定罪案發生,那么,意味著該罪案并未告破,偵查機關對該案重新立案符合法律程序,也是職責所系。但對原案當事人再次追訴的可能性,因國家法律制度的不同安排而有不同: 如本國法律制度確認 “任何人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懲罰”,③ 且無例外法規范可援引,則原案被告不能再次受到追訴,即不可能再次成為同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如上述 “禁止雙重危險”( 一事不再理) 原則未被本國法律確認,因而允許再次追訴,由于原案認定的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實已經被法院生效裁判所否定,顯然不能根據原有證據事實再度確定原案被告為犯罪嫌疑人,而只能因發現新的證據重新追究原案被告。否則,就會導致以偵查決定實質上否定法院生效裁判,使任何因證據不足而被宣判無罪的被告都可能無限期地處于被刑事追究的狀態。這顯然違背法治原則及程序正當性要求。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系刑事司法的國際準則,但我國尚未加入載有該項準則的國際法文件,④ 而且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未確認該項準則。在這種情況下,如發現新證據,將原案被告再次確定為嫌疑人并無法律障礙。這里的關鍵,是新證據的發現。

  我國法律對無罪裁判后再度確認犯罪嫌疑人問題的并無具體規定。因此,對同一嫌疑人再次立案的新證據要求,亦無明確規定。不過,按照同類情形參照適用法規范的法律適用原理,在此可以參照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再審立案條件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242 條第 1 項就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提出申訴,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條件的規定是: “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參照此項規定,對同一當事人重新立案所需的新證據,并非僅引起證據量變化而不引起證據評價質變的普通證據乃至輔助證據,而必須是足以證明原判 “確有錯誤”,從而 “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關鍵證據。需要注意,刑事訴訟法第 242 條第 1 項是 2012 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的改訂條款。原條款并無“影響定罪量刑”的規定。加上這一要求,是為了嚴格 “新證據”的認定條件,維護裁判既判力。

  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即負責刑訴法修改的立法工作部門,對 “新的證據”所作的權威性學理解釋為: “是指能夠證明該案件真實情況,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 48 條規定的,在一、二審或者死刑復核程序中沒有發現或者沒有使用的證據。”同時解釋 “可能影響定罪量刑”,“是指原來的判決裁定認定錯誤的事實會影響對被告人適用的罪名、刑罰等,比如發現新的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或者被告人不是主犯而是被脅迫參與犯罪等證據,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4]281-282還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國法律尚未確認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但該原則所蘊含的維護裁判權威和既判力、?;す衩饈芄胰Σ壞鼻趾Φ木窬哂泄系惱斃院推氈橐庖?。①因此,即使在無罪裁判生效后以同一事實對同一當事人再次追責,新證據的把握也應當特別慎重和嚴格。②二、念斌被再度確定為犯罪嫌疑人所引出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質疑念斌案于 2014 年 8 月下旬以無罪判決定讞,但據悉,同年 9 月,原偵查機關就在重新立案時將念斌再度列為犯罪嫌疑人。這一情況是念斌在同年 11 月辦理出境手續時才知悉的。由于社會的質疑和媒體的關注,立案機關做出了某些解釋,并有報道稱,立案時有新的證據。但是,立案機關提供的信息和此案的相關情況并不能消除對再度確認念斌為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質疑。

  最突出的一項質疑是: 再次確定犯罪嫌疑人與警方的偵查措施相矛盾。因為,如果發現新的重要證據,能夠認定或基本能夠認定原判 “確有錯誤”,并影響對念斌的定罪,那么,就此罪行嚴重的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偵查機關必須依法采取強制措施。而且,不應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不能防止重大罪案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強制手段,而應當以拘留、逮捕剝奪其人身自由。因為,刑事訴訟法第 79 條第 2 款明確規定: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應當予以逮捕”,即對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重罪嫌疑人,不需要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而只要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即應予逮捕。然而,立案偵查機關雖再度確定念斌為犯罪嫌疑人,卻并未采取包括取保候審在內的任何刑事強制措施 ( 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直接導致的行政性強制措施的適用,如根據出入境管理規定禁止出境的情況除外) 。這種不作為,只能有兩種解釋: 一是警方懈怠,即有新證據足以重新證明念斌作案的重大嫌疑,偵查機關應當依法采取拘留、逮捕的強制措施而不采取,涉嫌偵查失職; 二是對念斌重新立案偵查時,并未獲得足以動搖其無罪裁判的新證據,因此,也無根據采取立案偵查所需要的強制措施。對這兩種可能,筆者根據媒體披露的有限情況判斷,真實情況應當是第二種而非第一種。理由如下:

  第一,從本案具體情況看,基本可以排除偵查懈怠失職。念斌案是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重大案件無罪判決也是十分罕見的情況。③裁判否定原案偵查結論,無疑對偵查機關震動極大,以至于很快再度立案并成立專案組偵辦。如果其后發現新了的重要證據,證實念斌有重大罪嫌,隨之必須依法采取的偵查行為就是再度確定強制措施,以防止其社會危險性。這是偵查的常識。而就這種大案而言,不可能出現背離常識的錯誤。而本案迄今未采取任何刑事強制措施,應可反證并無能夠證明念斌犯罪的重要新證。

  第二,從記者采訪報道所獲的情況看,偵查機關仍襲用原案確定嫌疑人的思維。嫌疑人的再度確定似乎并不取決于新證據。據網絡媒體 “澎湃新聞”報道: “11 月 26 日,平潭公安局公共關系處負責人接受了澎湃新聞的獨家專訪,稱重新對當年投毒案開始立案偵查后,警方將現場的幾個人都列為犯罪嫌疑人,‘這是正常的偵查程序’。”在回答澎湃新聞關于為何念斌又被列為 “犯罪嫌疑人”的問題時,警方稱: “念斌被宣告無罪以后,從公安的角度來講,已破的案子變成未破,這個案子還沒有了結,重新要啟動偵查程序。” “警方在重新偵查程序上對事不對人。絕對不會要對他怎么樣,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必須要把他列進來,因為當時現場只有那么幾個人,可能下手投毒的,也只有這幾個。但是也不是無限擴大化,把所有人都當做嫌疑人。但你說不列他? 也講不過去。這些程序也符合法律規定。”在記者指出專家稱,念斌無罪釋放后又被列為犯罪嫌疑人,這意味著出現了新的證據時,警方回應: “是有新的證據。但是什么證據,我們不方便透露。”[5]因系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對警方采訪,媒體通常十分慎重; 而公安方面并未提出報道不準確,也可反映該報道無誤或基本無誤; 而且,其他多種媒體的報道內容也可印證。根據該報道,警方對念斌立案的理由,是將現場有作案條件的人員均列為犯罪嫌疑人。即前述報道中警方所稱:“必須要把他列進來,因為當時現場只有那么幾個人,可能下手投毒的,也只有這幾個。”警方雖稱有新證據,但并未指出新證據對念斌立案的意義。結合前述第一點理由,應當可以推斷: 即使警方有原案未搜集或未使用的新證據,但其證明價值應不足以動搖無罪判決,也不足以支持對念斌進一步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第三,從時間看,獲得重要新證據缺乏現實可能。根據有關報道,念斌案無罪判決于 2014 年8 月 22 日宣判,而念斌姐姐念建蘭稱,在出入境管理機關看到該處電腦確認念斌為犯罪嫌疑人的時間為 9 月 1 日,因此,其辯護律師質問: “公安部門全方位無死角地偵查,但凡有一絲犯案可能都不會讓他回家的。過去 8 年都沒查出新證據,難道 10 天里有新的證據了?”[6]如果相關報道無誤,那么,念斌應是在警方重新立案之時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8 月 22 日到 9 月 1 日之間有兩個周末,法定工作時間僅五天,其間還應有研究判決、重新審查案件、研究應對措施以及立案報批等程序,加之專案組尚未組成,新的偵查措施也難以提前發動,因此,在八年全方位搜證的背景下,于重新立案前的短暫時間內發現新的重要證據缺乏現實可能性。當然,原搜集的證據在過去審判中一直未用,也可以被認為是新證據。但是,其在偵控方殫精竭慮組織控訴證據體系時,歷經十次開庭、四次有罪判決都沒有被使用,其在證明上能有多大分量,不無疑問。根據上述分析,警方在重新確定念斌為嫌疑人時,應未獲得影響定罪的重要新證據。如這一判斷成立,辦案機關將念斌再度列為嫌疑人的決定,即使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亦缺乏合法性與正當性,理由是:

  其一,不符合無罪判決后重新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條件。在立案程序中確定犯罪嫌疑人,應當符合 “雙重標準”。即就事論,有犯罪事實發生,應當追究 ( 作案人) 刑事責任; 就人論,該涉嫌人員 “有犯罪事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已如前述。而就無罪判決生效后,以同一事實再度對原案當事人立案,參照公安部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 186 條規定,公安機關對于犯罪嫌疑人終止偵查后又繼續偵查,其前提是 “發現新的事實或者證據,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① 因此,只有發現新證據才能重新確定念斌為犯罪嫌疑人。而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242條第 1 項再審立案的規定,此類新證據應當足以動搖原判,支持犯罪指控。否則,再度認定原案當事人為犯罪嫌疑人,不具備合法依據。

  其二,妨礙涉案公民合法權利的實現。被判無罪的公民因同一事實再度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其人身、財產權利,包括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均受到嚴重妨礙。因為,作為犯罪嫌疑人,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就業、經濟交往和社會交往也必然會受到妨礙,而其因八年監禁依法可以申請的刑事賠償也因再次成為待罪之身而難以實現。對于被法律確認為無罪的念斌而言,原案偵查過程中可能受到的刑訊逼供和虐待暫且不論,僅八年牢獄,其間四次死刑判決對其身心和其他權利的傷害已經十分嚴重,而在無罪判決定讞后,在缺乏新的符合法律要求的指控證據的情況下,再度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其基本權利繼續受到妨礙。而且,如果今后長期未能發現新的重要證據以確認真兇,由于念斌未被羈押或被采取其他刑事強制措施,不受偵查期間羈押期限以及其他強制措施時限的限制,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可能一直維持下去,導致無罪判決后仍持續受害。這樣做不公正,也顯然有悖于國家司法人權保障制度及精神。

  其三,沖擊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審判權威。根據或基本根據原指控證據體系再度認定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實際否定了生效裁判的判決效力 ( 既判力) 。因為,終審做出無罪判決實際發生兩面效力: 一方面是對當事人無罪的確認,隨之也意味著對其作為無罪公民應享有權利的確認; 另一方面是對偵查、逮捕、起訴及原審有罪判決的否定或部分否定,并由此提供了念斌申請國家刑事賠償的法律基礎。而警方在缺乏必要新證據的情況下再度確定犯罪嫌疑人,使法院生效裁判的兩方面效力都難以實現: 公民念斌的權利繼續受到妨礙,同時,根據無罪終審判決本可確認的錯偵、錯捕、錯訴與錯判似乎又因當事人重新被確定為罪嫌而處于懸而未決的待定狀態。而且,如前所述,念斌涉嫌犯罪的法律狀態可能持續較長時間,這將使判決的既判力長期不能實現。此種對裁判效力的妨礙,也必然損害審判的權威。這也是媒體普遍質疑警方新決定的重要原因。

  根據上述分析,如果偵查機關確未發現足以動搖原判的新證據,那么,再度確定念斌為犯罪嫌疑人顯然不當。不過,筆者也不太贊成另一種看法———這是辦案機關針對無罪判決表示不滿。因為對重大案件,在目前形勢下,即使有某些不滿,不滿情緒尚應不至于支配重要的辦案決定。筆者認為,就如念斌出境受阻的實情所顯示的,也許偵查機關希望在無罪判決后對念斌進行一定的人身控制包括出入境限制,以防止某種意外或不利的情況?;蛐砘褂釁較⒈緩θ思沂羥樾韉目悸?。但采取重新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并非一項合法與適當的方法。

  因此,按照 “有錯必糾”的原則,辦案機關應當撤銷將念斌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決定。辦案機關及時糾正錯誤,在貫徹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顯得更為必要。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 “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要求,并提出一系列具體措施。同時,四中全會決定還要求: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以審判為中心建構刑事訴訟制度,體現了刑事訴訟的規律,也是對過去那種 “偵查中心主義”以及審判的實質性與裁判的權威性嚴重不足的弊端的撥亂反正。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機制中,偵查取證必須符合裁判要求,有關國家機關對司法審判所形成的生效判決亦應充分尊重。而在念斌案中,偵查機關重新確定嫌疑人的不當行為,至少在客觀上,顯示出對法院生效判決的不夠尊重。

  “有權利就有救濟”。被再度確定為嫌疑人的念斌應當享有向公安機關申訴、要求復議及要求上級公安機關復核的權利。同時,念斌還可以申請司法救濟。當事人合法權利在司法程序中受到妨礙,通常應當向中立的第三方,即法院提出申請,再由法院發出司法令狀予以救濟。但在我國,檢察機關被確定為法律監督機關,其有立案監督的職責和權力。因此,如果公安機關拒絕糾正,念斌可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請,請求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實施立案監督,通過審查再次立案和確定嫌疑人的法律與事實依據,要求公安機關糾正其不當決定。

  三、由念斌被再度確定為嫌疑人看相關法律程序的完善

  筆者認為,如果警方并無能夠逆轉判決的新證據,那么,再度確認念斌為犯罪嫌疑人確屬不當,但這一不當行為也同相關程序的不完善有一定關系。因此,我們應當以這一典型案例的發生為契機,通過必要的研究論證,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的相關程序制度。

  其一,完善立案及確定犯罪嫌疑人程序。在公安機關辦理的多數刑事案件中,立案和確定犯罪嫌疑人是相對分離的任務。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就立案程序的規定有一個明顯的疏漏: 只有關于立案程序的規定,而沒有專門的關于確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規定。與之相應,公安部 2012 年 12 月制定的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 7 章第 2 節關于立案程序的規定中,也沒有確定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規范。實踐中,這種情況造成公安機關就事立案的程序相對規范,但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決定卻隨意性較大。一方面,辦案實踐中,比較容易出現隨意擴大嫌疑人,損害公民合法權益的情況。如在經濟犯罪的案件偵辦中,將涉案公司的相關業務人員全部作為嫌疑人,并采取拘留等強制措施,時限屆滿后,又將其中大部分人或絕大部分人解除強制措施,不再作犯罪嫌疑人偵辦。

  可謂 “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另一方面,對被確定為嫌疑人的公民的合法權利保障不夠。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時,不須向其本人宣布,也未設置救濟程序; 撤銷時,缺乏嚴格而明確的法律手續,對公民 “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權利保障不足。①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立案程序,源于前蘇俄刑事訴訟法中的 “提起刑事案件”( 或譯 “提起刑事訴訟”) 程序。② 但與之相比,我們僅借鑒了該程序中確認刑事案件成立的內容,而未借鑒其確認嫌疑人 ( 被告人) 的程序。這是借鑒性立法中的不足。以俄羅斯現行法為例,2001 年通過并經而后多次修訂的 《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七編規定了 “提起刑事案件”,其內容與我國立案程序的內容基本一致; 而在該法第八編 “審前調查”程序中,又以一章 ( 第 23 章) 規定了 “確定刑事被告人,提出指控”的程序。③ 需要注意,這一程序并非提起公訴程序,而是在偵查活動中,發現 “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有根據指控一個人實施犯罪,偵查員應做出決定將該人作為刑事被告人進行追究”( 第 171 條第 1 項) 。該決定應當載明被告人的身份、描述其涉嫌犯罪的事實并指出觸犯的刑法條款。如在一起案件中確定幾名刑事被告人, “應對每個人單獨做出決定”。在做出這一決定后,偵查員應當于 3 日內向被告人宣布。如有辯護人,辯護人應當在場。宣布時,應當說明指控的實質以及被告人的權利。該決定副本應發給刑事被告人及辯護人,同時應送交檢察長。偵查員應即行詢問被告人對指控的意見并做出筆錄。法律對偵查員變更、補充指控以及終止部分刑事追究程序也做了規定。在確定被告人并向其提出指控后,偵查活動繼續進行,直至偵查終結。終結偵查后,偵查員應保障被告人及法定代理人和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權利。如具備事實條件和法律條件,偵查員應制作起訴書并將刑事案件材料送交檢察長,由其審查、批準起訴并向法院提起公訴。

  念斌被重新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案例,反映了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在確定犯罪嫌疑人方面的某些缺陷: 規范較欠缺,程序不嚴謹,以致實踐中隨意性較大。同時,嫌疑人的知情權、申辯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證。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 “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在落實四中全會決定,全面加強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有必要通過法律和執法文件的修改,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確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①應借鑒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將確定犯罪嫌疑人作為立案程序中的一個具體程序。如嫌疑人已明確,應在立案時同時認定犯罪嫌疑人; 如立案時嫌疑人不明確,應在具備證據條件時再確認犯罪嫌疑人,該決定同樣需經審查和審批,再附于立案材料。嫌疑人的確定權應與立案決定權一致。②確定犯罪嫌疑人后,在不妨礙偵查的情況下,應當及時告知嫌疑人該項決定和所指控的罪名,告知其作為犯罪嫌疑人應當履行的義務以及享有的申辯權等權利 ( 操作中可在第一次訊問時告知) 。同時,法律和執法文件對確定嫌疑人的證據條件以及無罪判決后以同一事實再次確定為嫌疑人的證據要求,應當做出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無罪判決后,以同一事實再次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向其宣布并說明根據,③ 同時,設置救濟程序。而在犯罪嫌疑消除后,應當做出撤銷其犯罪嫌疑人身份確認的決定,并及時向其宣布。

  其二,完善既判力法則。法院判決的既判力,即生效裁判的約束力。在學理上,既判力可分為普通既判力,即判決的執行效力,以及特殊既判力,即禁止后訴效力———對同一事實不得再次起訴和審判,體現為 “一事不再理”和 ( 刑事訴訟中)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特殊既判力的核心是關于爭議事實的判定效力 ( “爭點效”) ,意即: “當一項決定性之事實爭點,在合法有效之終局判決中經判斷后,則相同當事人間,就該事實爭點,不得在將來之任何訴訟中,再事爭執。”[7]387念斌被再次確定罪嫌不當,另一客觀原因,是我國刑事訴訟沒有確認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因此,辦案機關不顧及刑事追究權的限度以及公民本應享有的 “禁止程序危險”的權利,繼續對其進行刑事追究。

  無罪判決生效后,不得以同一事實再次追訴和審判,即“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是普遍確認的刑事司法國際準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價值主要表現在: 一是?;す窈戲ㄈㄒ?,防止國家機關無限度地運用刑事追訴權,對涉案公民正常生活與合法權利形成無休止的干擾與妨礙,從而保障公民基本的法律安全; 二是確保判決的終局性及法律程序的確定性與穩定性。“在法院判決確定后,若仍得就同一案件再為起訴審判,人民會喪失對司法程序的信心,會覺得訴訟無任何實益。所以禁止雙重危險,也等于在確保判決的終局性,提升司法程序的合法性,使國家機關及人民不再就已審判之事項為任何爭執。”[8]12-13鑒于 “禁止雙重危險”在保障人權與維護法治方面的意義,在國際上,已呈現出將該原則憲法化的傾向。④長期以來,我國學者力促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確認該項原則。但遺憾的是,在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仍未對其予以確認。應當說,立法方面的主要擔心是,其不利于打擊犯罪,易使個別罪犯借追訴權約束的法律條款逃避打擊。這一顧慮可以理解,但我們也要意識到,為程序正當性維系以及公民權利保障,我們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代價。但為避免代價過大,我們可以借鑒某些國家的經驗,設置例外制度,防止重大案犯逃避打擊。如英國為加強打擊犯罪的措施,于2003 年刑事審判法中,就謀殺、非預謀殺人、強奸、販毒和武裝搶劫等 29 種犯罪適用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做出例外規定,以發現 “新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證據”為由,在受到嚴格法律條件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啟動重新審判。這種例外制度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公民權利保障與打擊嚴重犯罪的需要,同樣適合于我國國情。因此,在確認例外情況并對這種例外做嚴格規制的情況下,確認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有利于完善我國司法人權保障制度,健全刑事程序法制,同時也有利于我國在國際人權交往中居于主動??梢隕柘?,如果我國法律承認了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并對例外情況做出明確的法律條件限制,應當可以避免類似念斌案的情況的發生。

  其三,完善司法監督和司法救濟制度。公民被不當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其合法權利受到妨礙后,應當有救濟渠道。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以檢察監督為外部救濟方式,因此,當事人可以申請檢察機關實施立案監督,已如前述。然而,目前的檢察監督并不完善。除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同為擔當控訴職能的機關,其法律地位不中立,因此救濟的有效性可能不足這種根本性制度缺陷以外,在現制度框架內探討,還存在監督規范不完善,以致難以有效實施法律監督的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11 條的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活動實施法律監督。如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人民檢察院應當通知其說明理由。不立案理由如不成立,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接到通知后,公安機關 “應當立案”。這是法律授權檢察機關監督公安機關在立案活動中的 “當立不立”問題的明確規定。但是立案錯誤還有另一方面的表現,即 “不當立而立”。對此,法律并無明確的監督規定。這種立法上監督權行使的 “片面性”,體現出一種 “重打擊、輕?;?rdquo;的立法取向。

  為彌補上述問題,就 “刑事立案監督”,最高人民檢察院 《刑事訴訟規則》第 14 章第 1 節明確規定,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以及不應當立案而立案這兩種情況都應當實施監督,在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或立案的理由后,“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或者撤銷案件。” ( 第 558 條) 然而,由于對公安機關立案不當的監督缺乏明確法律依據,這種監督可能效力不足,成為一種 “軟監督”———公安機關沒有服從的義務。這在公安部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已有明顯反映。該規定第 179 條根據刑事訴訟法 111 條規定,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要求說明不立案理由時,公安機關應當在 7 日內作書面說明; 在接到檢察機關立案通知書后,應當在十五日以內立案。但隨后的第180 條就檢察機關對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監督,則規定為: “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提出糾正意見的,公安機關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并將有關情況回復人民檢察院。”回復方式與時限均無明確規定,也不認為檢察院的糾正意見具有必須執行的效力。

  再進一步分析,根據高檢 《刑事訴訟規則》并參照檢察監督實務,對公安機關立案活動的法律監督僅限于上述兩種情況。但是,對于念斌案所涉及的 “立案本身并無不當,只是立案程序中對犯罪嫌疑人確定不當”的問題,是否實施以及如何實施法律監督,《刑事訴訟規則》并未做出規定。沒有規范支持,實務中也難以實施監督。因此,文前筆者稱念斌可申請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是因為這是目前法律框架內最為接近的外部救濟路徑。但由于相關監督規范闕如,這種監督的有效性不無疑問。

  這一案例對完善檢察機關立案監督程序有重要啟示。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 “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完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法律制度,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通過分析念斌案及類似案件的問題,以落實中央決定、完善法律監督制度為契機,應當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立案監督制度。在完善立案監督程序,尤其是強化對不當立案進行監督的效力的基礎上,對公安機關在立案過程中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決定,應當參照已建立的立案監督程序規范,制定專門的法律監督規范,從而建立起對此項決定所影響的公民權利進行救濟的較為有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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