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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跨度走势图:《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問題》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9-03-22 11:33

摘要:

  摘要:19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國家目標的調整影響了史學研究范式的變化。源于自然科學史研究的“范式”概念,與“新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發生了有意無意的偏差?!案錈焙汀跋執繃街址妒降鬧饕制?,一是中國近代史是“一場革命史”還是“一場現代化史”,二是應當“以革命包容現代化”還是應當“以現代化包括革命”。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就其學術方面而言,最終達成了具有建設性的共識: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應當“擴散”、“并存”、“互濟”,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這一共識對學術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關鍵詞:范式;革命;現代化;張亦工;劉大年;德里克;黃宗智;


  作者簡介:徐秀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學界對研究“范式”的爭論,不但持續時間漫長,而且雙方壁壘分明,論辯色彩濃厚,在最近幾十年以實證研究為主導的近代史研究領域頗為引人關注。通過爭鳴,論辯雙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場以及與對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別作出相當程度的調適。就主要方面而論,通過范式之爭,“革命史范式”獲得了新的生命力,“現代化范式”則逐漸“脫敏”,從而大大拓展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空間。因此,應從總體上肯定這一爭論的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


  一、“范式”問題的出現


  “范式”(paradigm)這一術語是由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引進的學術語言??舛髦賦?,在科學發展的某一時期,總有一種主導范式,當這種主導范式不能解釋的“異例”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無法再將該范式視為理所當然,并轉而尋求既能解釋支持舊范式的論據、又能說明用舊范式無法解釋的論據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此時科學革命就發生了。范式轉換是對科學進步的精辟概括,經典的例子是從古典物理學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轉換。顯然,這是一個具有積極含義的概念。


  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在過去30多年中就范式問題展開了持續的討論,對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異,有的學者將其定義為“理論和方法”,有的視作“不言自明”的信念,有的認為是“一種解釋模式”,有的大略等同于“學科體系”。不管如何定義,學者均認可范式關系到學科的整體認識,具有本質性,不是枝節問題。在關于范式的討論中,相關學者基本未對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而且,參與討論的雙方均不否認自己屬于對方所定義的范式共同體,雖然也都認為用以概括其所屬范式的名詞并不恰如其分。


  這樣一個產生于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外來概念,頗為順暢地被在不同語境中從事史學研究的持不同意見的學者所接納和發揮,這看似奇特的學術因緣,放回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其實不難理解。


  李時岳于1980年初發表的《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一文曾掀起軒然大波,作者提出了中國近代史演變過程中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四個階段”論(稍后被稱為“四個階梯”論),這是近代史學者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對象的標志性文章。1不過,這篇文章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時代潮流下,史學界竭力擺脫現代迷信、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枷鎖,力圖恢復歷史學的學術性,以及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這一目標和追求的一個縮影和代表。黎澍在總結1979年的中國近代史發展時已明確指出:“在太平天國以后,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繼,一個發展高于一個發展,最后歸結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合乎邏輯的……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而不是舊式農民戰爭的繼續;它的目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完成舊民主主義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發展現代經濟的任務,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準備條件,而不是繼續走舊式農民起義所走過的老路?!倍葉涎裕骸罷庋唇饈橢泄返鬧髁骷捌浞⒄?,才比較接近事實?!?顯然,這樣解釋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及其“發展”,與一切從階級斗爭出發,不切實際地拔高農民運動,否定一切改良行為,對資產階級性質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傳統解釋模式大相徑庭。李時岳的“四個階梯”論與黎澎對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趨向的概括不僅內容一致,連表述也非常接近。李文對這四個階段的關系作了以下闡述:“前一階段孕育著后一階段的因素,前后緊相連接。前一階段的運動尚未結束,后一階段的運動業已萌發;后一階段的運動已經開始,前一階段的運動尚留尾聲,前后交錯。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政治覺悟的迅速發展,標志著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


  李時岳本人曾說,自己的提法與“三次高潮”論并非根本對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補充。有學者據此將其歸為相對更重視革命的“后革命范式”。但早在“范式”爭議出現之前,就有學者評論道:“四個階梯”論雖然還不能說是一個嚴整的規范(徐按:同樣源自庫恩的著作,是“范式”曾經的譯法),但這一提法“以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的各種斗爭為線索,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資本主義化的趨向,目的在于以中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作為近代歷史進程的本質內容。從這樣的基本認識出發,對近代歷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與傳統規范當然不同,例如強調洋務運動的進步性,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民族戰爭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這樣的修正和補充,多半就會導致放棄傳統規范?!薄八災泄繁局實目捶ㄓ搿胃叱薄奶岱ㄈ肥滌興煌?,由此提出的修正將導致放棄整個規范?!?也就是說,這種對中國近代史“主流”和“基本脈絡”的新看法,對于原有解釋體系而言,具有顛覆性。后來的評論者也指出,“四個階梯”論是對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標幟的理論體系的強有力挑戰。5


  這種新的解釋路徑出現之初,學術界正處在黃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種需要新的不同的東西(的)感覺,但尚未明確地說出需要什么樣的新東西”6的狀態,就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狀況而言,也可以說,是處在“新東西”已經出現,但尚無以歸納和命名的狀態??貧韉摹犢蒲Ц錈慕峁埂吩?980年代初翻譯出版,適逢其時地與史學研究的轉向產生共振,為史學研究新趨向的概念化提供了適用工具,從而使這個從西方科學發展史中提煉出來的概念在中國當代史學研究中落地生根。


  借用范式概念歸納中國近代史的新方向,不僅限于中國學者,美國的相關研究者也采用了同一概念。這一方面顯示了“范式革命”的強大穿透力,另一方面則表明中國近代史研究面臨的挑戰具有普遍性。相關討論的國際性在提升其學術意義的同時,無疑也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此點留待后文再討論。在這里筆者想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學者張亦工很可能是最早將“范式”引入歷史研究領域的學者,1但他的學術貢獻卻未引起相關討論者的注意。此個案亦顯示了近幾十年來學術界汲取學術資源時的“眼光向外”傾向(張本身的學術資源同樣來自“外”)。


  1988年,張亦工已采用庫恩的概念(當時的譯名是“規范”)來概括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趨向。他敏銳地觀察到,“近幾年的研究情況表明,我們的近代史研究正處在研究規范發生某種變化的過渡時期”?!白?979年以來,我們研究近代史的傳統規范已經面臨一些新的規范性認識或理論挑戰。關于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對象、方法,關于近代歷史的本質和內容,關于歷史和歷史學的基本觀念,眾說紛紜,這使我們預感到一種重要的變化正在醞釀之中”?!敖改昀?,由于社會環境變化和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領域陸續出現了一些與傳統規范有所不同的理論、原則或概念,它們還不成其為完整的規范,只能稱為規范性的認識或理論,但是發展下去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形成新的規范?!倍雜凇按徹娣丁?,作者認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從革命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對于正在形成的“新規范”,作者尚未命名,且認為不止一種,譬如有些學者主張從社會史視角研究近代史,有些學者主張歷史發展的“合力論”,都體現了與傳統規范或多或少不同的思維方法。不過作者明確指出,“四個階梯”說是其中“影響比較大的一種”。2由此可見,后來發生的范式爭論,在1980年代末實際上已經呼之欲出了。


  稍后兩位海外中國史研究者(黃宗智、德里克)用中文發表的相關論文,結束了這種“無以名狀”的狀況,不但明確了“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的對立,而且指出中國近代史中存在“規范(范式)?;?。他們的文章在中國學術界引起極大關注,使業已存在的分歧明朗化、概念化,爭議也隨之出現?;?、德兩人文章的學術背景或包含中美兩國(黃),或主要針對美國學術界(德),并不專以中國的史學界為對象,不過,由于他們所討論的問題與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狀況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契合,兩文不僅廣泛傳播,而且在中國學者中接受度極高,其間又出現并非不重要的理解偏差(主要指對德里克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一偏差,提升了問題的關注度,同時也提升了爭論的尖銳度。


  黃宗智的《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范認識?;分形陌娣⒈磧?993年,英文原文發表于1991年。中文版“編者按”指出,原文發表后“在美國理論界、史學界激起很大反響”,可見美國的中國史學界同樣面臨重要轉型?;莆慕忻懶焦鬧泄費芯恐糜諭摹骯娣度鮮段;敝?。他指出,在美國,學術界的理論困境是:“停滯的傳統的中國”的舊觀念及其派生的“沖擊—反應”模式已不再具有影響力,而“近代早期中國”的新觀念尚不足以成為支配性的模式。其間,中國史研究領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華帝國晚期”來稱呼明清時期,但此詞過分強調了皇權在中國歷史整體中的作用。在中國,則是“封建主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的相持不下,這使青年學者對兩者都抱有懷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輩們的這些模式,有的全盤搬來西方的一個又一個的時髦方法,進一步擴大了代溝,這一情況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學術界的規范認識?;?。


  黃宗智的文章并未直接針對“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相反,他明確指出,他所指的“規范認識?;⒎欽攵閱騁煥礪芻蚰J?,并非針對學術界的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針對中國模式或西方的學術研究?!彼斫獾摹骯娣丁北紉話閶д嚦矸旱枚?,是指“為不同的或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這樣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達的模式和理論來,有著更廣泛、更微妙的影響。它們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我們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他的分析是深刻的,所舉例子也易于接受,典型的如“商品化必然導致近代化”這一貫穿于中美兩國學界的“共同信念”。確實,研究者對于這樣的聯系習焉不察,往往把它看成是不言自明的,黃則提醒這樣的“規范認識”是有問題的,他個人的研究也長期致力于解構這樣的“信念”,并屢有創獲。


  黃的“?;彼翟謚泄д咧幸鴯裁?,而與范式爭論更直接的則是德里克的文章。德里克在1995年發表的文章中明確將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重要研究新趨向定義為“現代化范式”,使張亦工所謂“正在醞釀之中”的“一種重要變化”找到了比較恰當的概念表述,也使相關學者明確了自我定位。因此,評論學術史的學者一般將范式之爭追溯到這篇文章。


  但是,迄未引起注意的是,對德里克文章的解讀存在兩個重要的偏差。第一,將德氏之文解讀為針對中國史學界現狀而作。其實,德里克更為關注的是美國的中國歷史學研究。文章一開始即指出,“在最直接的意義上,我的討論是針對美國當今的漢學界,在次要一些的程度上,它也與歐洲漢學界有關”。作者稱他雖然“強烈地感覺到,中國學者自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同樣存在著這些問題”,但“由于這種感覺更多地是基于印象,而不是基于全面考察”,他“將不對當代中國學者的近代史研究作直接的評論”。2不過,德里克學術上的謹慎似乎未為中國學者所重視,在借用其概念的同時并未作必要的語境分析。第二,更為重要的誤解是,認為德里克提出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代化范式”正在取代“革命史范式”(徐按:原文的譯法是“革命范式”)。這一成為后來“兩個范式”之爭主要焦點的提法,就德里克的原文而言,其實有相當的距離。德里克從“革命”和“現代化”兩種解釋途徑的消長解讀二戰之后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他指出,“現代化范式”在二戰之后“統治了美國與歐洲社會科學的思維,也支配了對中國的理解”。到60年代后期,這一范式受到革命范式的挑戰,3在隨后的20年里“革命范式煊赫一時,以至現代化論者也覺得必須將革命(與社會主義)納入現代化論之內,作為對資本主義的可能的替代發展模式”。1980年代中期之后,同樣由于現實環境的變化(首先當然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波折),革命范式受到美國學界質疑,相當程度上被拋棄,新的研究趨向接續了“現代化范式”的脈絡。在德里克看來,與革命在歷史敘述中喪失中心地位的同時,新的趨向因“不能含融貫通舊的中國近代史解釋,甚至不愿正視它”,尚不足以形成新的中心,“?;庇紗碩?,即,“當前范式?;母臼搶費芯可ナЯ酥行摹?。這一?;?,雖然與“革命在近代中國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關”,但解讀為“革命史范式”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說“革命范式”面臨被拋棄的“?;?,“現代化范式”則面臨對歷史事實和既往研究不能融會貫通而且“沒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識形態來挑戰其霸權”的問題。德里克所謂的“范式?;?,正是指這種“缺乏挑戰的狀態”。4毋寧說,“范式?;筆鞘費Ы綣餐奈;?。文章更未提出“中國的”近代史研究中“現代化范式”正在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觀點。


  德里克從范式轉換的視角總結美國的學術史,這一概括,為中國近代史學界提供了基本合用的觀念工具,同時也引起了兩個范式之間的激烈爭論。


  二、“范式”之爭的基本內容


  “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之間的爭論,就“范式”競爭而言,形成交鋒的主要有兩點:第一,中國近代史是“一場革命史”還是“一場現代化史”;第二,應當以“革命包容現代化”還是以“現代化包括革命”。以此為主要坐標,雙方對于中國近代史的評價發生重大分歧,在“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民族獨立與近代化的關系”、“改良與革命的關系”等重大問題上均曾引起激烈爭論,可以說,近二三十年內,對于中國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在“如何評價”的問題上均發生過爭論,觀點截然不同。本文的目的在于討論“范式”本身的問題,對于實證層面的討論不展開;另,現實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有目共睹,近代史學界的爭論從來存在不同方向的“溢出”,這使觀點聚焦產生困難,但本文將盡量在學術脈絡上進行討論。


  1.“一場革命史”還是“一場現代化史”


  革命和現代化,無疑都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內容,兩者是否有輕重之分?熟輕熟重?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理解更為本質。


  “一場革命史”的提法更多地出于其他學者的判定,而非持“革命史范式”學者的自我認定。被認為持“革命史范式”的學者指出,“革命史范式”這個概念“不是很準確”,因為在“革命史范式”下產生的代表性史學著作,都決不僅僅是“一場革命史”,更不“以農民戰爭為主線”,這些著作在重點關注和重點敘述革命史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論述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嬗遞、民族關系等內容,也沒有忽略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在這種敘述框架下,革命是“主線”和“基調”,但不是“唯一”。不過,鑒于“革命史范式”的概括“反映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核心內容,且為許多學者所采用”,在找到更為準確的提法以前,相關學者表示愿意采用這個提法。1


  產生于革命和戰爭環境的革命史觀,把階級斗爭和革命視為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和主線。范文瀾在1950年代曾經說過:“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現代革命史就是現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現代史階段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致的(單純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按自身的發展過程劃分階段)?!焙謖飧鍪逼諶銜?,“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2“革命”無疑是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關鍵詞。以革命史為基本線索,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被歸納為“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


  “革命史范式”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在階級社會里,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該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階級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便能把握住歷史發展中最本質的內涵,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爭取民族獨立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進步以反對封建主義,是近代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并以此作為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和參照系。


  相關學者對以革命史為中心敘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正當性作了以下概括性闡述:“因為近代中國的時代基調是革命,從革命的視角審視,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社會變遷,以及中外關系的處理,區域發展,少數民族問題,階級斗爭的狀況,無不或多或少與革命的進程、革命事業的成敗相聯系。一部中國近代史,如果抓住了這個基本線索,就能夠順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


  以現代化為基本線索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對于“現代化范式”這一歸納同樣有所保留,認為“現代化不是一個理想的概念,容易產生歧義,或許有一天人們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取代它”。2從現代化理論的視角來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發生的極為錯綜復雜的變革都是圍繞著從傳統向現代過渡這個中心主題進行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有了這個中心主題,綱舉目張,就不難探索近百年中國巨變的脈絡和把握中國近現代史的復雜線索?!?“現代化范式”的內涵界定非??矸海航費芯懇浴跋執蔽靖拍?;以“近代以來中國人為實現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現代化;為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而從事的革命化(民族化);為實現自由平等而進行的民主化;為爭取社會文化進步而進行的理性化啟蒙運動”等為基本框架;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民族獨立等為評判價值,綱舉目張,來架構近代史的模式。這就是說,近代史就是一部一代代中國人探索、爭取、實現這些價值標準的“現代化史”。4“20世紀中國史學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舊史學兩千多年的傳統循環史觀,而改以接受從現代西方傳來的各種進化史觀、發展史觀。面對席卷世界與中國的歷史新潮流,越來越多的史學家立足于現世,將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變革,將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變,這一通常被稱為‘現代化’的歷史趨勢和進程,作為史學研究的對象。從較廣泛的意義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來關于中國與世界現代發展變化的各種研究,統稱之為‘現代化研究’”。5


  由中國近代史是否是“一場現代化史”的討論,衍生出中國近代是否曾經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運動”的論辯。


  持“現代化范式”的學者從“現代化”因素的產生、成長、波折、趨向建構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脈絡,這一基本認識從事實層面受到挑戰,對方提出中國近代未曾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運動”。有學者指出,從作為現代化前提的經濟現代化看,前80年,從洋務運動開始,先后創辦的近代官辦工業不過幾十家(含軍事工業),民辦資本工業不過幾百家;農業方面,傳統的封建小農經濟原封未動,實在談不上有什么現代化運動。后30年,主要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幾年,現代化經濟雖有所發展,但工業產值不過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左右,而且是“傳統的手工業與近代工業并存”,鋼產量不過55.6萬余噸,中國仍舊是一個粗放的傳統農業大國,也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運動。如果從政治上考察,中國近代確實出現了若干新事物,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動著近代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現代化進程。然而,對于這些政治運動,“新范式”的研究者評價并不一致,并未描繪出現代化發展的連貫圖景。6從史學研究的實踐看,則認為迄今未出現有分量的依據“現代化范式”寫成的中國近代史論著。


  面對質疑,“現代化范式”學者主要從價值和事實兩方面加以反駁。前一方面,他們借用臺灣學者的話說:“中國百余年來努力于致富致強,努力要求民主政治,努力于人人自由平等,說中國的近代史便是現代化史,誰曰不宜?”1后一方面,則指出了在現代化史觀指引下史學研究所取得的進展,并詳細列舉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開拓了諸如對近代中國商會、教會和教會學校的系統研究;對晚清新政、改革措施、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中外現代化進程比較研究;對世界史上現代化的起源與動力、阻力與中斷、殖民主義與現代化、現代化的不同道路、以及社會文化結構變遷的研究等許多新領域”,從研究成果的數量上看,則指出2003年前的20年中,“已經有了可觀的成果。僅從中國近現代史領域來看,就已有近百部著作問世,涉及對中國現代化全過程和分階段、分過程的研究,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等,專題論文更是難以計數”。2


  2.“以革命包容現代化”還是“以現代化包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論爭的雙方都對對方作了相當程度的肯定,并在自己的解釋體系中為對方保留了一席之地。


  主張用“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并不籠統反對“從近代化或現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國近一百年來的歷史”,因為“中國近代歷史紛繁復雜,豐富多彩,從任何一個側面或角度為視角去觀察、研究它,都將是一種有益的探索”。3從現代化視角撰寫的中國近代史論著,“用經中國學者改造過的現代化研究理論和方法,觀察近代中國的歷史,分析現代化事業在中國的遲滯、發展和曲折。這樣的觀察是有意義的,它使讀者通過另一個視角看到了近代中國的歷史”。4


  問題在于,“現代化”視角只能作為“革命史范式”的補充和校正,而且,“革命史范式”可以而且應該包括現代化的視角和內容。相關學者明確提出,自己對“現代化范式”所不贊同者,“是以‘現代化’作為更主要的視角來建構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論框架,從而將近百年中國歷史概括為‘一場現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謂‘舊范式’及其基本認識”。5“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導,純粹以‘現代化范式’分析、撰寫中國近代史,就可能改鑄、改寫中國近代史,而使得中國近代史的基本面貌變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這樣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脫離了歷史真實的新意,將為智者所不取”。6


  由于其與時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對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釋能力以及針對性極強的資政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長時期中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歷史研究在這一范式之下所取得的成績,為所有這一研究領域的研究者所共同承認?!跋執妒健笨隙ā案錈販妒健痹謔費飛系暮俠硇約捌湓謖庖環妒街傅枷濾〉玫某刪??!凹詞菇隹炊災泄縉諳執返難芯?,本世紀3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達到的認識深度和廣度,也是進化史觀和各種‘新史學’所無法比擬的”?!跋執妒健倍浴案錈販妒健鋇牟宦?,在于“由于只存在一種研究規范,往往抑制了重要的不同學術見解,因而不利于學術研究的自由發展”,具體而言,“傳統規范注意到的問題受到特別重視,一般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而傳統規范忽略的問題往往不被研究者注意,與傳統規范有重要區別的學術見解通?;崾艿腳懦饣蛞種啤?。7這是非常中肯的批評,正如黃宗智所說,范式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我們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論者指出,單一的革命史視角導致“史學家觀察的局限”,從而“難免造成認識失誤”,這一失誤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其一,為了論證革命的合法性,把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改革或‘改良’統統否定了,即使當時尚無革命條件和革命力量……其二,由于現實的革命仍然主要是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于是將它直接與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舊式農民起義、農民戰爭銜接,農民成為古往今來歷史的主體、推動歷史前進的主要動力?!?“現代化范式”則更具包容性,它主張把“革命史”看做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建立一種包括革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釋框架。


  “現代化范式”有較強的理論建構意識,形成了包容性極廣的解釋體系。這一理論的主要建構是:中國(也包括東亞各國)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義侵略和反殖民主義侵略的矛盾,資本主義新生產方式與古老的小農與手工業結合的生產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為核心的現代工業—商業文明與以儒教文化為核心的農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引發了四大趨向,即衰敗化、半邊緣化、革命化、現代化。遏制衰敗化和半邊緣化趨向的方法有兩種:激進的革命手段和溫和的自救運動,兩者的目標都指向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經歷了幾代人的艱苦奮斗,期間出現了三次局部斷裂和三次模式轉換?!耙韻執行睦囪芯恐泄執?,不同于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2


  這一“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拓寬了史學家的視野與史學研究的領域,并且將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融入史學,進一步實現了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和跨學科的研究,有利于對紛繁復雜的歷史過程、歷史現象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三、范式并存與互濟


  前已述及,“革命”與“現代化”確是中國近代史的焦點問題和主要內容,因此,兩種范式的相互包容具有客觀的基礎。參與爭論的學者亦均尊重對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釋體系中為對方保留位置。而且,隨著討論的展開,在不同范式下進行研究的學者都進行了自我反省,并對原有解釋進行了調整和完善。


  “革命史范式”是受到挑戰的一方,其代表性學者的反思和重新建構相當自覺和努力。在“革命史范式”下進行研究的學者承認這種范式存在著諸多缺陷,吳劍杰概括為“研究對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單一化,研究思維的絕對化,研究理論的教條化,還包括該書(徐按:指馮林主編《重新認識百年中國》叢書)主編者所指出的認識誤區和研究禁區,等等,這些都應當進行反思并加以糾正”。3在總結胡繩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貢獻時,張海鵬做了以下評語:“胡繩所構建的理論框架以革命史為中國近代史的主干,以階級斗爭作為主線,顯示了其理論的卓越之處,抓住了中國近代史最為本質核心的東西。但毋庸諱言,這個框架當然無法涵蓋近代中國的所有內容,它對后來研究者的學術創新的制約也是存在的,雖然這絕非初創者的本意。主要表現在:由于過分強調從政治角度來鋪敘中國近代史,對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則相對忽視;由于過分強調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勢必會忽視生產力和其他社會力量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結果是多元發展的歷史成了一元化的線性公式’?!?這些都是很深刻的自省。


  在進行反思的同時,“革命史范式”致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從而獲得了強大的再生能力。在這一過程中,尤其需要提到胡繩、劉大年這兩位“革命史范式”的主要建構者的思考及其研究實踐。1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997年再版序言中,胡繩對于此時學界較為熱衷的現代化問題作了系統論述。他認為,在中國近代史中,現代化也就是工業化和與工業化相伴隨著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他明確指出,以現代化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義。這自然不能理解為作者對革命史范式的放棄,因為接納一個主題并不意味著必然放棄另一個主題。事實上,胡繩強調的是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兩大課題”,對于這兩大課題之間的關系,他的表述如下:現代化必須和民族獨立問題聯在一起,中國的現代化不能離開獨立的問題,民族獨立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的必要前提。以首先解決現代化為突破口來解除近代中國的惡性循環被證明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只有先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才能談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也就是說,民族獨立是現代化的前提條件,而現代化是近代中國追求的目標。


  由于學術背景以及在學術體制中所處位置的有所不同,劉大年的學術特質更為鮮明。他很早即重視對經濟史尤其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晚年對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和脈絡多有精微闡發,并嘗試從新的角度對歷史問題作出解釋。他反復強調“民族獨立”和“近代化”這“兩個基本問題”,指出這兩個問題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系:“民族獨立與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后,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中國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獨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國家的近代化?!?與胡繩的“先后”說略有不同,劉大年更重視兩者的互動,認為它們互為條件,并且把“革命”和“現代化”包納到更高層次的“民族運動”中。他指出,“可以說中國近代史歸根結底是一個民族運動,是具有兩個內容的民族運動,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是不是更加切合歷史實際一些”。3筆者不認為晚年劉大年對革命史范式的基本態度是“堅守”、“捍衛”,4而是“整合”、“創新”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懊褡逶碩倍粵街址妒降陌剎⑽次Ы綣惴航郵?,但劉大年的努力超越了單純革命史觀或現代化史觀的視角。顯然,“兩個基本問題論”得到學界的高度認同。胡繩、劉大年這兩位近代史大家晚年在學術上的不懈探索,以及以理服人的學者風范,對“范式”爭論的健康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建設性的學術爭鳴樹立了典范。


  在“革命史范式”進行自我調適和完善的同時,“現代化范式”也在修正自己的表述。董正華指出:“由于史學家受主體認知能力的限制,所能獲得的對歷史整體的真知只能是相對的。這些都很讓史學家困惑。合理的‘解決’辦法恐怕只有一個:承認不同見解、不同‘范式’長期共存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彼魅繁硎荊骸啊執還且延瀉徒械鬧詼嘈隆妒健歡??!執妒健豢贍莧〈淥費Х妒蕉遠ɑ蟣歡ㄓ諞蛔稹?,并呼吁“在圍繞史學趨勢、史學方法和史學研究‘范式’的討論中,需要一種寬容的、開放的心態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此加以詳細申論,“總而言之,史學家所選擇的眾多路徑、取向或‘范式’,是可以兼容、互濟的。不同的史學觀點、史學流派相互間應當寬容、共處。對因理論和方法不同而出現的‘分歧’,不必急于達成‘一律’。史學研究不斷涌現新的‘范式’和多種‘范式’并存,史學界出現不同的流派或‘學派’,是史學走出‘?;拖秈醵匭虜餃敕比俚惱髡?,也是有利于史學理論研究繁盛的好事?!?相關學者的學術用意,由初期的“包括革命史”,調整為范式共存;“不是反對革命史,而是反對以革命史為唯一解釋模式”。


  可見,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實踐了德里克所謂的范式“擴散”,而“現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雙方均放棄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張,從而體現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討論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建設性價值。


  四、結語


  從源頭上看,無論從“革命”還是從“現代化”的角度書寫中國近代史,都與解釋現實和服務現實相關,2而“現實”的主要方面,是中國近代在內外交迫下國弱民窮的事實?!熬韌觥筆撬降墓餐咔?,“革命”和“現代化”則被視為救亡的兩大取徑。即使在遠離歷史現場的海外中國近代史學界(此處主要指美國學術界,它在二戰之后的西方學術界起著主導作用),同樣存在著從革命史角度和從現代化角度解釋中國近代史不同流派的傾向。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國家目標的調整影響了史學研究范式的變化?!胺妒健備拍釧淅醋雜蟯?,針對的無疑是自身的問題,連中間有意無意的“誤讀”,也在顯示了取用者或批評者的主體性,因為“革命史范式”在中國史學界受到的挑戰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用來源于自然科學史研究的“范式”概念界定人文學科的學術流派,顯然具有局限性??貧魅銜?,范式的出現是學科成熟的標志,而一門成熟的學科只有一種主導性范式,“范式革命”即是以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取代解釋能力已然不足的舊范式。他認為,在大多數社會科學學科中,尚未形成范式;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絕不可能出現范式革命前后科學家眼中的“鴨子”變成“兔子”的情形。3顯然,對于將“范式”概念引入歷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卷入“范式”之爭的學者有其自覺。在“現代化范式”初現端倪時,張亦工即指出,“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打破‘一道而同風’的大一統局面,形成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不同規范的并存和競爭,以促進近代史研究的繁榮和發展,深化人們對近代歷史的認識,這是時代對歷史學的要求,也是歷史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張文意在打破一統,鼓勵競爭,絲毫沒有“取代”之意。德里克在被認為引起了兩個范式之爭的“革命之后的史學”一文中明確表示:“顯而易見的是,引導史學研究之范式的多樣并存,正構成了使從不同觀點理解歷史成為可能的那種‘民主的’開放性的根據。據此我認為,在史學領域,出現一種支配性范式是既無可能又不可欲的?!?十多年后,德里克再度就此問題發表看法,指出“在社會科學中,很難說一個可以取代另一個范式的范式就能解釋更多的事件。即便可能有這樣的情況,一個范式也并不容易被另一個范式所取代,而無論其在解釋證據方面的超越性要求多么有可能令人信服”。就中國史學而言,討論范式的“擴散”或許更有意義。1從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實踐看,正是“擴散”、“并存”、“互濟”,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不但成為范式之爭雙方的歸趨,而且成就了史學研究的洋洋大觀。


  但決不能因此認為,這種“擴散”、“并存”、“互濟”可以自然而然地達到。既然稱之為“范式”,當然有其區別于其他范式的獨特解釋體系,新范式往往形成對舊范式的沖擊和挑戰,舊范式則容易成為壓抑新范式的保守力量,“并存”局面下也仍有“主導”的問題,加上人文學科的研究與現實形成緊密的互動,“相互接納、彼此擴容”的達成并不容易。只要回顧一下“范式”之爭中的復雜和曲折,便可體認這一點。本文在最化約的意義上討論“范式”之爭,未涉及意識形態對學術研究的影響,而脫離社會整體環境討論近代史研究中的宏觀問題,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不可能是準確的。但筆者仍然認為:范式之爭的建設性價值應得到重視;持不同范式的學者之所以能夠逐漸更注重范式的并存與互濟,得益于整體上開放的社會環境,以及參與討論的學者(尤其是代表性學者)的學術深度、學術遠見以及對于學術立場的持守。


  關于近代史“范式”的爭論,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界持續時間漫長而且關注度頗高的學術爭論,這一爭論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視,它對于史學領域的拓展、史學內容的豐富、史學解釋的多元,尤其是對于“現代化范式”的“脫敏”,產生了積極影響。雖然不能把新開拓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歸功于現代化范式的采用,但現代化范式所起到的“破除”和“解放”作用,確實有助于這些成果的獲得。而革命史范式,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議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近年來,“新革命史”研究成果豐碩,對“革命”的關注重新返回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視野。事實上,離開“革命”,便無法全面貫通地闡述中國近代史?;褂醒д咦⒁獾?,“革命史范式”自身的內涵已經悄然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革命”敘事中的階級觀點、階級分析事實上被弱化甚至被放棄,“階級敘事”逐漸向“民族革命敘事”轉移,而“民族革命”敘事對于統治階級的種種“現代化”努力能予以理性看待,與“現代化”敘事并不排斥,甚而可以兼容互通。2事實證明,這兩種曾經相互對立的“范式”,具有通過彼此競爭相互擴展邊界、相互接納以豐富歷史研究的內容和解釋能力的彈性和空間,更有積極意義的是,融合兩種范式的重要學術研究成果正在相繼呈現。


  我們也應該注意,除了“革命”和“現代化”這兩種范式,中國近代史還存在從更多的側面解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實上,直接卷入范式爭論的學者并不多,更多的學者關注的是本學科長期被忽略或未被重視的方面,許多研究無論與“革命史范式”還是“現代化范式”都無直接的關聯。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除了“解放思想”大背景下的20世紀80年代這個例外,理論論辯并不突出,更引人注目的是學者所謂“見之于行事”的實證研究取向。對于相關數據的分析表明,20世紀末以來,學者對理論的興趣持續減弱,3而范式的爭論也已基本止歇。這既符合史學發展的階段性需要,也為近代史學科獲得更充分的學術性所必經。自然,理論的關切不會消除,范式的爭論也未盡充分,對于中國近代史的不同解讀,今后還會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再度展開。不過,由于“范式”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隨著時代的發展,學術研究的內容會越來越豐富,而其中繼承的一面會日趨重要,相關理論討論可能不會再在“范式”的名義下展開。


  本文修改過程中,承德里克、鄭師渠、趙慶云諸先生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同意筆者的所有觀點,因此,表明“文責自負”仍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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