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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中奖查询图:《美國中國近代史觀的展現及其他——關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思考》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9-03-22 11:32

摘要:

  摘要:20世紀后半期,美國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眾彩紛呈,蔚成繁榮的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局面。本文重點結合對美國學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研讀和思考,展現和認識美國中國近代史觀的嬗變,并在此基礎上構思新世紀我國教育史研究的取向


  關鍵詞:美國;中國近代史觀;柯文;教育史研究;


  作者:王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外學界交流的頻繁和深化,一批優秀的海外中國研究著作開始進入我們的視界,域外學界的治學風格和方法極大地影響和撞擊著我們許多已經定形的陳述和研究框架。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學界真正審視自身的入口。特別是域外中國史研究最興盛的近代史領域,研究隊伍日益壯大,成果迭出,而且方法不斷創新,這些都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注意和重視。從眾多域外中國近代史論著中把握域外中國近代史觀的發展,或在域外中國近代史觀嬗變的基礎上理解各個階段的中國近代史論著,都應是我們需做的基礎性工作。美國學者柯文(PaulA.Cohen,1934-)的專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就是從這兩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思考。雖然作者的著眼點僅限于美國,但事實上在作者所分析的三十多年里,美國儼然是西方中國史研究的中心,由此可見,柯文這一著作同時也體現整個西方世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總體特征。因此,筆者擬結合對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研讀和思考,力求客觀展現和認識美國中國近代史觀的嬗變,以期對新世紀我國的教育史研究有所啟迪。


  一、“西方中心觀”的類型和特征


  步入近代的中國,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遭逢到需要認真加以對待的西方異質文化,所謂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即是西方因素第一次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中國固有的發展模式被強行切斷,歷史在夾雜著與西方的沖突與融匯過程之中向前發展。因此,“二戰”后開始關注中國近代史的美國學者都趨向于把研究起點選擇在西方。這不僅包括西方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影響的實際層面,同時也涉及關于歷史評價的另一層內涵,這就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觀”。按柯文的總結,“西方中心觀”經歷了“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帝國主義模式依次相繼的三個階段;并且,這三種模式都受到特定的政治、思想與文化環境的制約。


  (一)“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


  美國中國史研究的勃興離不開費正清(JohnK.Fairbank,1907-1991)的努力。從1950年到1958年的8年間,他獨撰、合著或編輯了10本書,并寫了4篇以創造性研究為基礎的論文和20篇書評[],奠定了美國中國近代史良好前景。其中,他在與鄧嗣禹合作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China'sResponsetotheWest)一書中,首次比較明確地提煉出“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至少有兩層內涵,其一是單一決定論思想,換言之,即:在社會、經濟、政治及思想領域,19世紀中期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戰所決定的;其二,上述思想招致的相應評價就是,西方扮演著主動的角色,中國則扮演著遠為消極的或者說回應的角色[]。從嚴格意義上講,這只能說是“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的最初預設。其思想背景的關鍵,與“二戰”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或者有人稱之為“美國精神”突顯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發展趨勢是緊密相聯的。由是,在美國史家的觀念深處,近代中國歷史就自然被推演成一個在西方沖擊下如何匯入西方世界的過程。很顯然,這是一種帶有史家自身情感、價值觀等主觀因素的研究。當然,中國近代史料的完備和豐富也是一個不應回避的因素,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著史觀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由于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學科現狀和語言等因素方面存在的限制,這一時期主要的中國近代史料集中在中西有直接關系的層面,如費正清就長期關注于海關史料的整理,這又使“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得以強化,同時也簡單化了。


  “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過分簡單化的特征即使在其所重點依托的領域也時有體現??攣木褪譴誘庖皇詠淺齜⒅苯踴髦辛恕拔鞣匠寤鰲泄賾Α笨蚣艿鬧⒔幔禾教旃碩?、自強運動、抗外運動這三起晚清與西方有關聯的史實已很能說明“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框架的簡單化,結果往往與復雜的歷史真象有著很大的差距。由此,柯文提出了一種矯正辦法,即把中國這一方劃分成最外層帶、中間層帶、最內層帶三個層帶,并在此基礎上對西方沖擊的實際影響作對應的分析,提倡非單向的“沖擊—回應”網絡??攣牡姆治鍪嗆苡薪ㄉ櫳緣?,他及時總結了美國學者在運用“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的過程中出現的過于簡單化的傾向,并進行了相當系統的批評。然而,柯文最終還是無法回避“沖擊—回應”框架的制約。事實上,就歷史的基本趨勢而言,西方挑戰與中國回應,仍然是理解中國近代史不容忽視的基本線索?;蛐碚餼褪敲攔縉謚泄芳業墓畢?。


  (二)“傳統—近代”模式


  50年代開創的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進入60年代即躍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有著深刻的學術背景。其標志便是,在世界范圍內,現代化研究和現代化理論的醞釀,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大新課題;“從社會思潮的角度來看,現代化理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全球性工業化高潮階段形成的關于社會變遷的新理論架構?!盵3]從特性上看,現代化理論是一種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理論,它涉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和人類文化學等眾多學科。概言之,現代化理論就是運用上述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視角綜合探討一個國家如何從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的理論,重點是探討非西方后進國家實現過渡的具體歷史過程。[]因此,用現代化理論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變遷,既是現代化理論本身使然,同時又是檢驗、發展現代化理論的重要途徑。


  對于美國中國近代史家而言,源于歐洲而在美國得以長足發展的現代化理論的影響是深刻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中國近代史論著給人的感覺就是力圖構建一種新的理論或模式。但代表性的“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如果仔細推敲,仍更多地是史家出于對現實的感應。相反,60年代則美國史家步入了一個歡愉的時期,特別是現代化理論所孕含的“傳統—近代”框架,更使這批經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職業史家們如虎添翼。費正清的弟子列文森(Levenson)的貢獻最卓。從柯文的批判和列文森等人的著作中,我們不難得出,“傳統—近代”模式的前提是將傳統與近代假設為對立的兩極,其中,西方近代社會是世界各國萬流歸宗的“楷?!?。由此推演,中國近代社會變遷,只能是從“傳統”社會演變為西方的“近代”社會;而且,中國歷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滯不前的,只能在“傳統”模式中循環往復或產生些微小的變化,只有等待西方猛烈一掌,然后才能沿著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會前進??杉?,“傳統—近代”模式是以西方的歷史經驗取代了現代化的標準,割裂了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因此,“傳統—近代”模式與“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前者的理論色彩明顯濃于后者?!按場蹦J講喚鱸諉攔?,甚至在同時期的中國,也產生了即時的效應,著名的如臺灣學者金耀基在60年代后半期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說明了中國學者對域外研究的積極認同與改造。總體而言,“傳統—近代”模式框定了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軌跡和發展路徑,需要深化研究的是近代化的必備條件、動力、機制等問題,其中也涉及對傳統的認識。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科學研究的復蘇,我國學者運用現代化理論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正是朝著這一方向作有益的嘗試。


  (三)帝國主義模式


  “傳統—近代”模式是取材于西方主流派的現代化理論。就現代化理論本身而言,并未形成一個完整的、成熟的體系,因此,從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實踐的挑戰,激進派觀點便應運而生[]。與此相應,對社會變遷、特別是關于非西方世界,就發展出一種新的見解。帝國主義模式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被提出來的。


  帝國主義模式的創新之處主要在于其對中國近代社會影響的認識上。無論是“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還是“傳統—近代”模式,對于近代中國的西方因素作用普遍持單一的肯定態度,即認為西方沖擊是必不可少且有益的。與之相反,帝國主義模式則發展出一種新的見解,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史上各種變化的主要動因,是中國百年來社會崩解、民族災難、無法發展前進的禍根。不過也有少部分人堅持其有益的觀點。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帝國主義模式主要關注的是經濟領域。這恰與現代化理論的爭論與批判潮流相一致。眾所周知,工業化是現代化的首要標志。什么是工業化與如何工業化兩大問題以及因此而出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突破了以往普適的西方國家發展經驗,開始著眼全球。20世紀70年代亞洲和拉美的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于與帝國主義關系的爭論,迅速反映到歷史領域,主要體現在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在這兩大地區作用的分析方面??杉?,這種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國近代史觀,與前兩種史觀相比,視野是拓寬了,然而,問題也最嚴重。其原因是這種史觀更多地帶有道義上的考慮,結果常常是分析很難令人信服,柯文的批判足以說明這點。


  從“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到帝國主義模式,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無論是理論和方法的創新,還是史料的豐富,均有了明顯的發展。然而,這三種模式均涉及這樣一個前提,即近代中國所可能經歷的一切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式的變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沖擊下才能引起這些變化。如果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審視,這樣的預設或者說“西方中心觀”思想,是很難深化的、復雜的中國近代歷史畫面。因此,史觀上的突破是必然的,柯文就是一個典范。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三種模式提供了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新的切入口;特別是“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和“傳統—近代”模式,如果能擺脫西方話語體系的束縛,對我國近代史研究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二、柯文“中國中心觀”的形成背景


  與美國早期中國近代史家不同,柯文是在嚴格、規范的學術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以中國近代史研究為職志的史家。因此,首先有必要對柯文的學術歷程作一簡要回顧??攣腦繚?0世紀50年代中期就涉足中國史研究,并于1961年獲哈佛大學東亞史博士學位[]。其第一部著作是1963年推出的《中國與基督教:教會運動和中國人排外情緒的增長,1860-1870》(ChinaandChristianity:TheMissionaryMovementandtheGrowthofChineseAntiforeingnism,1860-1870)。11年之后,《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問世,這是一部專論王韜的著作。乍一看,似乎與第一部著作無甚聯系,但仔細推敲,柯文的寫作思路事實上有其連續性。這表現在對王韜與教會一節的論述上,通過系統發掘王韜與教會關系的信息,柯文隱約感覺到簡單套用“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模式的缺憾。同時,他也試圖擺脫“傳統—近代”模式的束縛,而將王韜樹立為一個19世紀中國改革家的角色。這一視角的轉換也勢必牽涉到研究取向,這就是,只有深入中國歷史深處,才能獲致與眾不同的歷史結論??攣牡難芯靠晌絞腔坊廢囁?,而且該書的最大提示,在于王韜這一個體的研究離不開整個19世紀中國的宏觀背景。1975年7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就中國19世紀改革之研究主持了為期半月的專題研討會,并于次年出版了由柯文和石約翰(JohnE.Schrecker)共同主編的《中國19世紀改革之研究》(ReforminNineteenth-CenturyChina)論文集。該文集共輯錄了改革的傳統、改革的經濟領域、改革的政治活動、改革的社會情境、改革的知識分子情境、地方和省一級的改革、婦女與改革、新的沿海改革者、1898年改革運動等9個專題。這些專題旨在說明19世紀的中國是充滿生機的,而決不是“西方中心觀”的三種模式所立意的毫無生機可言。而且石約翰在序言中更是明確提出了“中國中心”(Chinesebaseline)和“西方中心”(Westernbaseline)兩個相對的概念,標明了力求“中國中心”的取向??攣淖魑鞒終?,不僅直接參與了這次活動的運作,而且還以“新的沿海改革者”為題實踐其“中國中心”的意向。經歷了幾十年的學術生涯,柯文最終于1984年出版了標志其史觀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該書從出版到中譯本的印行,僅歷時5年。這固然有學術交流加深的原因,但也與我們的情感認同和接受極為相關。不管怎樣,柯文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的新路向。


  作為20世紀60-70年代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后起之秀,柯文自覺接受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中國史研究的傳統訓練,這從他早期的著作以及研究思路可以看出。如果柯文繼續這一思路,他很有可能會成為哈佛中國史研究主流學派的繼承者。但事實是,在柯文思想形成的過程中,西方史學思想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轉折,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觀念及方法,開始播入美國并充分發揮影響,受此感應,中國近代史研究進入了迅速轉變和反思的時期。其主要表征為;從記述個別“顯要人物”的活動轉向研究普通人與“社會底層的力量”,從狹隘的政治軍事史轉向探求社會歷史的“結構”與“總體”[7]??攣木褪竊謖庖凰枷肼廢螄陸脛泄返納畈?。其貢獻主要有二:一是在中國近代人物研究上,柯文突破了以往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局限于上層知識分子的藩籬,而轉向以王韜為代表的底層知識分子,甚至可說是邊緣性知識分子,對他們的思想、行為乃至心路歷程,做了適度的展開,給人以一種中國近代歷史的整體觀;二是柯文不囿于當時將中國近代史開端定于鴉片戰爭的主流觀點,而將考察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上推至19世紀初,甚至更早,力求通過這樣一種“長時段”的研究思路來理解中國近代歷史??梢運?,柯文心目中中國的“形象”與美國中國近代史學者的主流觀點大相異趣。在經歷了與“西方中心觀”框架的緊張關系之后,柯文自覺地走向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之路,也就是普遍所稱的“中國中心觀”模式。


  柯文的“中國中心觀”模式建基于他對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觀”幾種模式的系統批判以及中國近代史領域的躬行實踐。其特征柯文正面歸結為如下四點:(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確切地說,上述四點遠不能建構起一個完整和嚴密的方法論體系,只能算是在反思層面上提出的研究取向的導引。雖然柯文本意是想擺脫“西方中心觀”框架邏輯實證主義的缺陷,并追求歷史的獨特性和真實性,但關鍵是柯文所依托的價值標準和話語體系,畢竟還是源于西方。盡管在西方的知識體系支持下,我們可以概括出中國歷史的獨特一面,但這能否接近中國歷史真實始終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主題?;蛐碚鞘蕓攣牡難芯懇約襖Щ蟮鈉舴?,所謂比較史學的研究模式日漸興盛于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美籍華裔學者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8]一書,正是這方面的有益探索。在書中,作者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比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歐洲的經驗來評價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則用中國的經驗來評價歐洲。通過互為主體,得出新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


  從“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再到世紀末的比較史學,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激烈的反思過程中趨于成熟。如果說這幾種模式各有所取的話,那就是,“西方中心觀”在于其所建構的“西方沖擊—中國回應”和“傳統—近代”的分析框架;“中國中心觀”在于其所導引的研究取向;而比較史學則在于其方法論的運作。


  三、美國中國近代史觀的嬗變與教育史研究


  教育史,作為教育學與歷史學的跨學科研究,不僅受制于教育學的知識體系,而且,還應該努力吸收、運用歷史學的學科規范。美國中國近代史觀的嬗變就為我們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鑒。以下將主要從教育歷史現象的描述和解釋、教育史學的構思、教育史研究隊伍的培養三方面分述之。


  (一)教育歷史現象的描述和解釋


  教育是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大至社會變遷宏觀背景下教育系統的作用,小至一個歷史人物思想形成過程中諸如家庭教育環節的影響等。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一些教育史實,而且,也確實為人們提供了理解教育歷史現象的新線索??墑?,若深入地分析,則不論是“西方中心觀”幾種模式的演變,還是柯文的批判,有關教育史實的描述和解釋以及對歷史結論或觀點的主動支持仍然是十分薄弱的。比如中國傳統教育的特征、科舉制度的功能以及所孕育的社會風尚、社會心理、以私塾為中心的鄉村教育體系等制約中國社會變遷的獨特教育問題,均尚未充分展開??凸鄣廝?,這些教育史實的發掘,無疑會深化或修正關于近代中國的既成結論。誠然,這其中的制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關鍵在于教育歷史現象研究的認識視角,具體而言,歷史研究視野中實際存在著教育現象和教育現象的歷史研究兩個著眼點,這兩者對教育史實的感悟和推斷是有層次上的區別的。從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不盡如人意之處來看,教育歷史現象的描述和解釋不應拘泥于教育的外部視角,而應回復到教育自身這一主體,力求發掘教育自身發展的歷史規律,而這正是教育史研究的主旨和價值所在。


  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便是對過去的再現。過去已經生成且不可更改,但人們理解以及表述過去的方式卻有著很大的隨意性。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對中國教育史,特別是對中國近代教育歷史現象的描述和解釋的意義,主要體現于兩方面。第一,關于教育歷史的描述與教育歷史的解釋的思考。歷史現象研究不外乎描述與解釋兩個層面,長期以來就有描述史學與解釋史學之爭。我國教育史研究受傳統史學的影響,一向比較偏重描述層面,其積極性不容忽視。然近年來教育史學日益受教育史論著幾乎千篇一律、缺乏獨創性所困擾,急切尋求新的出路和突破。而反觀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無論是“西方中心觀”幾種模式,還是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均能使人耳目一新。雖然關于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動力、線索、甚至于評價標準,表現出不同程度上的相異性,但畢竟提供了接近中國近代歷史的不同入口,而這又與美國學者偏重解釋層面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就我國教育史研究而言,亟需加強的是其解釋層面。比如關于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就應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前提下,倡導多元化的研究路向,積極探索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開端、動力、線索、分期以及評價標準等問題。第二,關于教育歷史人物的認識和評價問題。如果教育史只是一部描述性教育歷史,那么顯然作為這一歷史畫卷中的主體之一的教育歷史人物的獨特個性很難真正體現??鑾?,近代教育史上的人物,建樹不僅僅在教育領域,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由此招致的往往是將對歷史人物的總體評價替代了其特定領域的評價。比如,我們普遍引用的洋務運動期間的倭仁,其形象是晚清保守主義的代表;就教育領域而言,他是同文館的堅定反對者,形成的定勢是研究者將倭仁列為教育改革的對立面。但僅此一點能否足以反映倭仁作為教育歷史人物的特征,始終未受質疑。恰恰是作為“局外人”的美國學者石約翰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倭仁在其同時代是一個教育改革者,他強調復蘇書院作為政治革新的獲取途徑之一。倭仁的失敗是因為清王朝對書院極其嚴格的控制[9]。石約翰的觀點或許有待商榷,但畢竟也是對我們研究歷史人物簡單化、政治化傾向的挑戰。給歷史人物冠之以“保守”或“激進”的稱號是容易的,但若要深化教育歷史的研究或從解釋的層面上理解教育歷史,更需要的應是在宏觀視野中對歷史人物的真實內心世界和全方位活動的深入發掘和理性評價。


  (二)教育史學的構思


  歷史研究,不僅表現為對歷史現象的描述和解釋,而且也需要對歷史陳述體系進行述評、抽象、概括,這是研究走向自覺和成熟的標志。綜觀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自覺、系統的反思與批判幾乎是每一項具體研究的必要環節,而這一取向強化的結果便是蔚為風氣的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相互競雄的局面。一定意義上,史觀的嬗變本身既是對具體研究的歸結和升華,同時更是對研究良性發展的導引??攣摹對謚泄⑾擲貳芬皇椴喚鲇兄諼頤竊畝梁屠斫餉攔泄分?,同時又使我們能從較高層次來思考和把握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態勢。相比較而言,我國的教育史研究比較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種對教育歷史研究本身歷史的研究,即習稱教育史學的研究意識。


  20世紀90年代前后,中國教育史學界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毛禮銳、周德昌、蔡振生等教育史學界前輩,紛紛撰文回顧和反思中國教育史研究[]。繼之,一批中青年學者逐步觸及這片教育史研究的薄弱地帶,標志性的成果是由杜成憲教授等三人合著并于1998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該書系統回顧了中國教育史的形成及90年的發展歷程。作為教育史學界第一部反思中國教育史研究的著作,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尚有不少缺憾。第一,從嚴格意義上講,該書只能說是中國教育史研究的簡要回顧,距離作者提出的“教育史學”要求有一個層次上的差別,特別是就教育史研究風格演變、不同時期的內在連續性、同一個時期內相互影響以及與社會思潮、史學思潮的關聯等教育史學命題,尚未深入研究;第二,對不同時期重要教育史論著作者的分析尚未充分,特別是興盛時期(1922-1937)幾位教育史專家的資料有待考證。比如,該書著者誤將陳青之和陳選善作為同一人[11]。事實上,陳選善和陳青之分別是教育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前者是近代知名的教育測驗專家[],后者則是著成當時公認是中國教育史學界“最高成就”的《中國教育史》一書的作者[13]。這部十易寒暑的著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教育史研究演進的縮影?;謊災?,無論是研究的框架建構、主題選擇,抑或是具體論述的展開,實質上都是作者學術思想滲透并充分發揮效應的動態過程,若僅僅囿于著作本身分析顯然是難以真正把握和評價的。又比如,選擇《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的盛朗西,盡管詳盡資料尚付闕如,但至少在其關注書院史之前有一段經歷是值得關注的,那就是從1927年8月起,盛朗西曾主持上海中學實驗學校的實驗工作多年,而教育實驗事實上又是評判中西教育的極佳手段。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考慮,盛朗西的教育史研究主題的選擇便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杉?,能否充分結合教育史論著作者的學術和思想經歷,是能否準確地對諸如教育史功用、研究對象、評價尺度等問題進行歸結和定位的關鍵。而這一點,正如上面所分析,我國教育史學研究依然是極易忽視的。因此,就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我國教育史學研究而言,不能僅局限于教育史研究簡單回顧這一層面,更重要的是,應從不同階段、不同時期的教育史研究中抽繹出諸如概念、范疇以及方法論等教育史學的命題,并最終形成自己的包括專門概念、命題和陳述方式的理論體系。


  (三)教育史研究隊伍的培養


  我國教育史研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就學術隊伍而言,應已具備相當的規模和優勢,但仍然潛藏著?;?。如果說上面所提到的教育歷史現象的解釋力度不夠、教育史研究缺乏反思是?;庀韻窒蟮幕?,那么,教育史研究隊伍所在的問題則是深層次的癥結所在。無論是研究的進展還是理論的提升,高素養的專業研究隊伍是關鍵。從教育史學科的發展前景來看,研究者在如下兩方面亟需加強:第一,知識結構的擴充和完善。現代學術發展趨勢表明,各學科間的借鑒、融匯日益成為一種主流??攣腦詬爬ㄆ洹爸泄行墓邸碧卣魘?,就明確了多學科研究的取向,實際上這已普遍體現于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之中。就教育史研究而言,除其所依托的教育學、歷史學外,還需要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背景。近年來,反映上述學科的許多新名詞頻繁出現于教育史論著之中,形成教育史研究趨新的表象之一,似顯現出教育史研究的一片生機。然進一步深究,許多研究其實是雜揉進社會科學的新知識,大多出于淺層次的轉錄,其成果價值可想而知。因此,知識結構的擴充和完善,已是時勢使然。就目前而言,需要加強對相關學科的形成及其方法論的系統認識,以實現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果從更高層次來考慮,相關學科經典的研讀或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努力方向。在某種意義上,經典是相通的且又能在思想層面上促進我們對教育問題產生共鳴,有利于使教育史研究邁上更高臺階。第二,融會貫通西方的治學方法和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受思維方式以及科學方法發展水平的制約,中西方的治學方法有著較大的相異性。簡言之,西方學者比較偏重理論或模式的建構,相反,中國學者歷來注重考據的工夫。應該說,兩者并無優劣之分,實質上這是創新和扎實兩種精神的分別體現。對于新世紀教育史研究而言,這兩種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及時總結我國著名教育史學者舒新城、陳青之、孟憲承等人在中西交匯的條件下形成的教育史學思想,就顯得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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