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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中奖情况:《翻譯的挑戰與批評的責任——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語境下的翻譯批評》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9-03-22 11:32

摘要:

  摘要: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媒體、學界和翻譯界圍繞翻譯的重要性與翻譯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作用、影響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同時也針對翻譯策略與方法、譯者的責任以及翻譯觀念等方面提出了質疑,進而對中國文學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表示出某種程度的懷疑與擔憂。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時代背景下,翻譯無疑正面臨著新的挑戰。對此,翻譯批評不應處于缺席和失語的狀態,翻譯活動所面對的質疑與挑戰迫切需要翻譯批評對諸如翻譯方法、翻譯標準、翻譯觀念和翻譯價值等涉及翻譯的根本性問題進行重新審視?;謖庋娜鮮?,本文從對翻譯現實的關注、對翻譯根本問題的再審視以及對翻譯理論的建構等方面探討翻譯批評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所肩負的責任,力求促進翻譯批評在實踐與理論兩方面展現其應有價值。


  關鍵詞:翻譯批評;中國文學譯介;挑戰;責任;


  作者簡介:劉云虹,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1引言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媒體和學界圍繞與莫言獲獎相關的問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莫言是一位真正的中國本土作家,從來沒有用中文之外的其他語言進行寫作,于是,莫言作品的翻譯以及隨之而來的翻譯與創作的關系、翻譯策略與翻譯接受、翻譯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影響和作用等問題一度成為媒體與學界普遍關注的焦點話題。我們看到,一方面,翻譯的重要性受到國內媒體、學界乃至普通讀者前所未有的關注,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中具有的重要意義也得到充分的認識與肯定;而另一方面,翻譯策略與方法、譯者的責任以及翻譯標準、翻譯觀念等涉及翻譯的根本性問題也一再引發爭議和質疑,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文化界、文學界和翻譯界對此都存有某種程度的疑問及某些有待澄清的認識??梢運?,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翻譯既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同時也無疑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翻譯所肩負的使命與所面臨的挑戰都迫切需要批評界予以重視并深入加以探討,對諸如翻譯方法、翻譯標準、翻譯觀念和翻譯價值等翻譯領域的重要問題進行重新審視。然而,翻譯批評卻幾乎處于缺席和失語的狀態,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有關翻譯的重大現實問題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漠然。對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翻譯批評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所肩負的責任進行探討,力求促進翻譯批評在實踐與理論兩方面展現其應有價值。


  2問題與挑戰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是2012年10月以來國內媒體、讀書界和學界最具影響力的核心事件之一。就目前漢語在全球范圍內的非主流地位而言,中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理解與接受必然依賴于翻譯,這是無可辯駁的翻譯的重要性受到各界的普遍關注,同時,譯者的地位與作用、翻譯方法與翻譯策略、文學譯介與文化傳播等與之相關的問題也得到廣泛的重視,并由此引發了對于中國文學、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的進一步反思。毋庸置疑,文學界和翻譯界是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最直接相關的兩個領域,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程中,兩者盡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基本目標和愿望卻是高度一致的。然而,倘若留心有關莫言獲獎以及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問題展開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文學界和翻譯界對于翻譯方法、翻譯觀念等翻譯根本問題的觀點與認識不僅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完全相悖的。


  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一經揭曉,國內媒體和學界都不約而同把莫言的獲獎首先歸功于翻譯,認為葛浩文、陳安娜等莫言作品的譯者在其獲獎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莫言本人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翻譯的工作特別重要,我之所以獲得諾獎,離不開各國翻譯者的創造性工作?!?沈晨,2012)如果說中國文學“走出去”必然離不開翻譯,那么究竟由什么樣的譯者、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和策略進行翻譯才能促使中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更好地得以傳播?對于譯者模式問題,學界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都普遍認同漢學家譯者模式或漢學家與中國學者相結合的翻譯模式,而涉及翻譯策略與方法這個更具實踐意義的問題時,情況卻似乎復雜得多。


  討論莫言作品的翻譯,就不能不提到葛浩文,這個被喻為“公認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的美國漢學家在莫言獲獎之后更被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而伴隨著葛浩文的名字迅速進入公眾視野并引起譯學界關注的,不僅是他對中國文學的有力推介,還有他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所采用的特色鮮明的翻譯方法。在眾多媒體上,“刪節”、“改譯”甚至“整體編譯”的翻譯策略儼然成為葛浩文翻譯的標簽,而葛浩文式的翻譯則幾乎被視作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成功翻譯的代名詞。顯然,就其本質而言,葛浩文的翻譯方法有悖于中國文學翻譯研究視野下的翻譯忠實性原則,對此,翻譯界的部分學者指出,在“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上,長期“存在著一個嚴重的認識誤區,即把這個問題簡單地理解為一個普通的翻譯問題”(謝天振,2013),并且,傳統譯學觀念是“建立在千百年來以引進、譯入外來文化為目的的‘譯入翻譯’基礎上的”,“很難有天振,2012:14),倘若繼續用“外譯中”的眼光來看待“中譯外”,無疑是把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語境下的翻譯問題簡單化了?;謖庋娜鮮?,他們呼吁,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過程中“要盡快更新翻譯觀念”(謝天振,2013),不應也不能繼續以建立在“譯入”基礎上的、以“怎么譯”為核心內容的翻譯理論來指導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同時,明確提出在向國外譯介中國文學時“不能操之過急,貪多、貪大、貪全,在現階段不妨考慮多出節譯本、改寫本”(張毅、綦亮,2013:55)。如果說,“更新翻譯觀念”的呼吁針對的主要是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所謂認識誤區及其傳統理論資源,那么,《文匯報》2013年9月11日頭版在“中國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欄目中刊登的一篇文章則更為明確地將質疑的目光聚焦于以忠實性為基本原則的翻譯標準與翻譯立場問題。這篇題為《“摳字眼”的翻譯理念該更新了》的文章明確指出:“做翻譯就要‘忠實于原文’,這幾乎是絕大多數人對于翻譯的常識。但滬上翻譯界的一些專家卻試圖告訴人們:常識需要更新了!這種陳舊的翻譯理念,已經成了影響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去’的絆腳石”,因為“翻譯的譯出行為是有特殊性的。如果譯者對接受地市場的讀者口味和審美習慣缺乏了解,只是一味地摳字眼,講求翻譯準確,即便做得再苦再累,譯作也注定是無人問津”。文章進而表示,莫言的獲獎與葛浩文的成功帶給翻譯界的啟示應該是“好的翻譯可‘連譯帶改’”。(樊麗萍,2013)不難看出,在莫言獲獎引發的對翻譯問題,尤其是對翻譯策略與方法問題的思考中,翻譯界部分學者旗幟鮮明地認同并推崇葛浩文式的“不忠實”的翻譯方法,并由此主張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過程中更新翻譯觀念、轉換翻譯策略,而在媒體的助力下,這種觀點似有形成主流認識之勢。


  也許,我們可以認為,葛浩文式的翻譯,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翻譯的忠實性原則,但就實際效果而言,卻有力地促使中國本土作家的作品最終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以莫言為代表的一批中國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接受與傳播,這一事實本身無可厚非,而且文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都有理由為之欣喜,畢竟中國文學在“走出去”的艱難道路上向前邁進了至關重要的一步。事實上,國內文學評論界卻似乎并不這么認為。在《直議莫言與諾獎》一文中,評論家李建軍對莫言的獲獎提出質疑,并針對莫言作品的翻譯提出了頗耐人尋味的觀點,他指出,由于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無法讀懂原汁原味的‘實質性文本’,只能閱讀經過翻譯家‘改頭換面’的‘象征性文本’”,“他們從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李建軍,2013)顯而易見,李建軍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以及經由翻譯而譯介至國外的中國文學都存有疑問,試想,包括諾獎評委們在內的國外讀者閱讀到的僅僅是經過翻譯“美化”的中國文學的“象征性文本”,而閱讀這樣的“象征性文本”所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對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誤讀,那么,在這樣的誤讀下,中國文學的真正成就與中國文化的真正內涵如何能夠被深刻地認知、被準確地評價?2014年2月13日的《文學報》“新批評”專欄刊登了李建軍的另外一篇文章《為顧彬先生辯誣》。在這篇文章中,李建軍再次對莫言的獲獎提出質疑,也再次就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問題表明立場,他指出,“單從漢語的角度看,有些中國著名作家的語言,距離‘文從字順,章妥句適’,尚且有著不近的距離,但卻可以經過‘翻譯’的包裝,一譯遮百丑,獲得‘國際大獎’”,其深層原因在于,“西方人通過翻譯讀到的‘中國文學’,只能是一個‘影子’,只能是一個模糊的輪廓。對西方人來講,一個中國作家的‘文學性’,完全決定于翻譯者的漢語水平和母語水平”。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葛浩文等譯者對莫言作品的“包裝”和“美化”,后者是難以受到諾獎的垂青進而得到國際認可的,在這個意義上,不僅理所當然應該將莫言的獲獎首先歸功于翻譯,甚至可以認為,正如顧彬所言,“葛浩文創造了國外的‘莫言’,創造了中國當代世界文學”。當然,顧彬的觀點并非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翻譯與創作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而復雜的相互關系,絕不是一兩句不無夸張意味的判斷可以說清楚的,但文學評論界在此顯然對翻譯究竟應該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提出了質疑。倘若“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國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也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學,而是經過翻譯“改頭換面”的中國文學,那么,如此的“走出去”到底還值不值得追求與期盼?我們看到,實際上,對于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過程中翻譯的作用問題,文學評論界的觀點和立場十分明確,認為“將原作的風格和真貌,真實地介紹給讀者,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倘若無‘信’,所謂‘雅’和‘達’,便沒有了意義,便是華麗而順通的謊言”。于是,在他們眼中,“葛浩文式的‘偷天換日’的‘改寫’,實在太不嚴肅,太不誠實,簡直近乎對外國讀者的欺騙”。(李建軍,2014)文學評論界的如此認識或許不難理解,無論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愿望多么迫切,中國文學的被誤讀、中國文化的被曲解抑或外國讀者的被欺騙都不能也不應成為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必然付出的代價,畢竟,正如莫言所說:“世界需要通過文學觀察中國,中國也需要通過文學來展示自己的真實形象?!?劉莎莎,2012)


  不難看出,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時代背景下,對翻譯活動及其相關理論問題的討論已不僅僅局限于翻譯界,翻譯問題成為翻譯界、文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并且,在圍繞翻譯問題展開的討論中,翻譯界和文學界基于中國文學“走出去”這一共同目標卻呈現出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對立的觀點與立場,翻譯界部分學者推崇葛浩文式的翻譯方法,甚至將其視為譯介中國文學唯一可行的翻譯策略,并據此呼吁更新翻譯觀念,打破傳統譯學視野下的語言中心主義,以促進中國文學、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文學界卻對葛浩文的翻譯多有批判的聲音,對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發揮的作用也多有疑問,認為在語言與文化的隔閡下譯介并傳播到國外的只能是中國文學的“象征性文本”或“影子”。在這樣的背景下,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活動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諸多根本性問題,對此,翻譯界存在著有待進一步從理論上加以澄清與引導的模糊甚至錯誤認識,文學界提出了有待翻譯界,尤其是翻譯理論界切實關注并予以回應的疑問和質疑,應該說,在受到學界和文化界普遍關注與空前重視的同時,翻譯在種種現實問題下無疑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翻譯的挑戰,首先在于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究竟如何選擇恰當的翻譯方法。莫言的獲獎與葛浩文的翻譯所引發的廣泛討論中,翻譯方法是各方熱議的焦點問題,刪節、改譯甚至“整體編譯”等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翻譯忠實性原則的翻譯方法到底是有利于中國文學、文化在國外的接受與傳播,還是導致了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誤讀與曲解?我們知道,翻譯方法問題從來都不應被孤立地看待,其背后涉及的是翻譯觀念、翻譯立場、翻譯的價值目標以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選擇與適應等諸多密切關聯、相互制約的要素。如果說,莫言獲得國際認可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葛浩文的翻譯對中國文學的有力推介作用,那么,這樣的翻譯策略與方法是否應該被翻譯理論界推崇為對外譯介中國文學的唯一可行方法,或者相反,被文學評論界斥責為“不嚴肅”、“不誠實”的“改寫”?


  翻譯的挑戰,其次在于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究竟如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念。當翻譯界的部分學者提出要更新翻譯觀念時,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將葛浩文式的翻譯方法與所謂傳統譯學視野下的忠實性原則對立起來看待。然而,傳統譯學觀念究竟是什么?翻譯的忠實性原則到底該如何理解?葛浩文的翻譯是否能夠被視為忠實性翻譯的絕對對立面?試問,倘若“忠實于原文”的翻譯理念果真已經成為阻礙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的“絆腳石”,那么,取而代之的又該是怎樣的翻譯標準與翻譯原則?畢竟,翻譯行為需要有明確的翻譯標準與原則加以指導,否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必然進行的一次又一次選擇往往只能是盲目而輕率的。如果說,隨著翻譯活動在形式和內容上的日益豐富,翻譯觀念的不斷更新是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時代語境下翻譯對自身的必然訴求,那么,翻譯界究竟應該如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念,才能肩負起時代和社會賦予翻譯的使命?


  翻譯的挑戰,還在于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究竟如何體現翻譯應有的價值。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涉及中外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的理解與交流,而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必然離不開翻譯的橋梁與媒介作用,這似乎是翻譯毋庸置疑的價值所在。誠然,對于莫言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與他一樣只用中文進行寫作的中國本土作家而言,他們的文學作品若想跨出國門、走向世界就必須借助于、依賴于翻譯,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以莫言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作家大都與其作品的外國譯者保持著良好的信任、理解與合作關系,畢竟,如果沒有翻譯,中國文學的“走出去”幾乎無法想象。但是,面對翻譯界與文學界在翻譯策略與方法、翻譯標準與原則等種種涉及翻譯的根本性問題上的觀點分歧與認識差異,翻譯的價值可以說也同樣面臨著疑問與挑戰。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在于,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語境下,如果說翻譯界關心的是中國文學是否“走出去”了,而文學界卻似乎更在乎“走出去”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在上述李建軍的兩篇文章中,翻譯問題顯然并非作者真正想要探討的問題,卻在某種意義上被借以質疑莫言的獲獎、質疑中國文學在國外的接受,并且在如此的“借題發揮”中,與翻譯關聯在一起的往往是諸如“象征性文本”、“影子”、“包裝”、“欺騙”等頗具負面色彩的用語。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發展中譯外事業是提升我國軟實力,增強國際影響力的戰略需要”(許方、許鈞,2014:72),然而,倘若翻譯被認定只能扮演如此與“真實”相背離的角色,那么,翻譯如何展現自身的價值?我國的軟實力如何得以提升?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又能在國際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清醒地意識到,所謂的“后諾獎時代”里,在國內文學評論界就中國文學“走出去”這一話題的探討中,伴隨著對于中國文學、文化是否被誤讀的疑問與擔憂,翻譯的價值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嚴厲的拷問。如何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反思并體現翻譯應有的價值,這應該說已經成為翻譯界必須予以重視并積極面對的一次挑戰。


  3翻譯批評的責任


  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語境下,翻譯在翻譯方法的選擇、翻譯觀念的樹立與翻譯價值的體現等方面遭受質疑、面臨挑戰,如何在澄清認識的基礎上消除質疑、應對挑戰,這是翻譯理論界尤其是翻譯批評界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對于翻譯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翻譯批評界必須承擔起應負的責任,這是魯迅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明確提出的。作為溝通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并促進兩者之間形成積極互動的橋梁和紐帶,翻譯批評無論對翻譯實踐的開展或對翻譯理論的深化,無疑都應該是最充滿活力的一種建構力量。然而,“應該如何”與“事實如何”之間總是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近十年前,在《翻譯的?;肱賴娜畢芬晃鬧?,許鈞曾指出,我國翻譯界存在著“版權的盲目引進”、“翻譯質量的多重失控”、“譯風的普遍浮躁”以及“翻譯人才的青黃不接”等多重?;?,而面對翻譯的?;?,翻譯批評卻“幾乎處于缺席的狀態”,沒有負起應有的責任(許鈞,2005:13-14)。目前看來,翻譯批評的現狀并沒有發生改變,面對目前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戰略下翻譯承擔的重要歷史使命、面對翻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遭遇的新問題與新挑戰,翻譯批評仍然幾乎處于缺席與失語狀態,沒有對翻譯的重要現實問題給予切實的關注,沒有對翻譯界和文學界存在的某些模糊認識甚至錯誤觀點及時加以引導與澄清,也沒有從理論層面針對“中譯外”這一新的翻譯形式下翻譯的標準觀與價值觀等根本性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在這個意義上,為推進中譯外事業的健康發展,為促進中國文學、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我們認為,翻譯批評應當以實際行動切實改變目前的“不力”狀況,從以下幾方面勇于承擔起“批評”應盡的責任。


  3.1密切關注翻譯現實


  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在目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歷史語境下,伴隨著莫言獲獎引發的種種話題,對翻譯問題的關注與討論不再局限于翻譯界,翻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整個學界乃至普遍讀者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關注這一背景下的翻譯現實,翻譯批評界首先要充分意識到翻譯形式發生了變化,以往,無論是翻譯實踐還是翻譯研究,翻譯界主要把目光投向“外譯中”,對“中譯外”的關注、實踐和研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視。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針之一,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作用與影響越來越得到各界的重視,如何加強對“中譯外”行為的研究并切實在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進行引導,這應該成為翻譯理論界與批評界密切關注并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針對目前翻譯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認為,翻譯批評應在高度重視的基礎上辯證而理性地看待翻譯形式的這一變化。


  一方面,應當充分了解“中譯外”與“外譯中”兩種不同方向的翻譯行為之間切實存在的差異,及時轉變研究的對象與思路,以新的目光、從實踐與理論兩個層面關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語境下的翻譯活動,尤其要針對其中存在的模糊不清的認識或有爭議的問題進一步深化研究。我們知道,在促進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與翻譯行為本身同樣重要并與之密切相關的還有翻譯作品在國外的接受與傳播問題。對于這一問題,譯學界已經有所關注并展開了相關的研究,但其中仍有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加深理解、澄清認識。例如,對于《紅樓夢》的翻譯以及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的譯本與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的譯本在國外讀者中的接受這一問題,有學者研究指出,“與霍譯本相比,楊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接受和影響(從譯本的印刷數、再版數、圖書館的借閱人次數以及譯本的被引用率、相關重要文學選本的入選率等數據看)卻遠不如霍譯本”(謝天振,2013)。然而,另有學者根據抽樣調查、定量分析的結果卻明確提出,“《紅樓夢》最著名的兩個譯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質區別”(劉朝暉,2014:85)。兩項同樣基于實證與分析基礎上的研究卻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這無疑揭示出中國文學在國外的接受與傳播問題的復雜性,同時也彰顯出對這一問題深入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此,翻譯批評應以敏銳的學術目光,及時發現問題,引導翻譯界從譯本的可接受性角度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展開進一步的思考,力求從理論層面澄清問題、深化研究,進而有效地促進“中譯外”翻譯實踐的開展。


  翻譯形式發生的變化、“中譯外”的重要性與特殊性需要翻譯界充分予以關注,但另一方面,翻譯批評應當客觀地認識到,翻譯活動是涉及兩種語言的雙向交流,在文化、歷史、社會以及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譯入翻譯和譯出翻譯必然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對于這一必然存在的差異性,翻譯界固然不能漠然視之,但也不應過分夸大。因此,針對部分學者提出的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語境下“要盡快更新翻譯觀念”并據此對翻譯的忠實性原則提出質疑的觀點,翻譯批評應當理性地加以辨識,避免某些絕對化的理解和認識。應該看到,無論“中譯外”還是“外譯中”,其中涉及的翻譯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共性的,也是相互可資借鑒的。以葛浩文的翻譯為例,他以西方讀者的接受為出發點采用刪節、改譯等翻譯策略,這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不乏類似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紓的翻譯。針對葛浩文與林紓在翻譯策略與翻譯觀念等方面的相似性,譯學界完全可以借鑒有關林紓的翻譯的相關研究成果,從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的角度、從歷史發展的高度更加合理地看待葛浩文的翻譯策略,并就這一翻譯模式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作用與歷史地位等問題做出更為深入而理性的思考。


  3.2重新審視翻譯的根本問題


  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語境下,一方面,翻譯對于文學傳播與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與期待,另一方面,圍繞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問題,翻譯界內部以及翻譯界與文學界等其他學科領域之間產生了認識與理解上的差異與分歧,并引發種種爭議與質疑。對此,翻譯批評必須改變缺席和失語的狀態,從新的文化語境和歷史背景出發,對其中涉及的翻譯方法、翻譯標準、翻譯觀念以及翻譯價值等諸多翻譯領域的根本性問題重新加以審視。


  由莫言獲獎與葛浩文的翻譯所引發的關于翻譯問題的討論和爭議中,一個最直接也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翻譯策略與方法問題。盡管不同觀點的對話與交鋒向來是深化認識、推動理論研究的積極力量,然而,令人擔憂之處在于:“倘若翻譯理論界和媒體在這樣的思考中將葛浩文的翻譯定性為‘連譯帶改’的翻譯,并將這種‘不忠實’的翻譯方法上升為譯介中國文學的唯一正確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確模式,并據此對以‘忠實’為原則的翻譯觀念提出質疑,這是否有簡單化、片面化看待問題之嫌?”(劉云虹、許鈞,2014:12)我們知道,翻譯方法的背后蘊含著豐富內容與復雜關系,從上述疑問不難看出,一方面,究竟如何認識或定性葛浩文的翻譯方法仍有待譯學界進一步從理論層面加以探討,另一方面,依據一種尚未明確辨識的翻譯模式便急于對翻譯的忠實性原則進行質疑甚至否定,這樣的觀點同樣有待譯學界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予以澄清。對此,翻譯理論界和批評界首先應當重新審視翻譯的忠實性問題,翻譯“忠實”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判定譯文是否忠實的標準到底在于文字層面、意義層面還是審美層面抑或效果層面?翻譯方法與翻譯“忠實”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就目前翻譯實踐中凸顯的問題來看,在急于更新翻譯觀念之前多問幾個“為什么”,顯然并非多余。實際上,翻譯界對傳統的“信達雅”翻譯標準一直存在著頗多爭議和質疑,甚至破除“信達雅”迷信、解構“信達雅”等言論屢見不鮮,而葛浩文式的翻譯在莫言成功背后所發揮的作用似乎又為推翻“信達雅”提供了“有力”論據,難道,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信達雅”翻譯標準又一次在翻譯理論的視野中“過時”了?


  與翻譯方法密切相關的,除了對翻譯標準的理解,還有對翻譯價值的認識。語言與文化的巨大差異使得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又遭受質疑的尷尬角色,甚至翻譯的價值也因為對中國文學與文化被誤讀的擔憂而面臨疑問。針對這樣的事實,翻譯批評應切實發揮導向作用,引導學界對翻譯的價值與作用進行客觀、理性的認識與理解,一方面,應從歷史的角度、以發展的目光看待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語境下翻譯的價值,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畢竟,期待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或中國文化有一勞永逸的完整的理解與接受,這是不現實的。但可以預見,隨著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學、文化接受程度的不斷提高,翻譯的忠實性和完整性必然會更好地得以體現,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真實面貌也將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現。另一方面,要從中華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影響的角度理解翻譯的價值,正如許鈞所指出的,“翻譯對外的深層次影響體現在價值觀上,價值觀的影響從某種角度說就是一種文化的影響”,因此,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過程中“首先要形成一種中華文化價值觀”,“文化價值觀凝煉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面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應該把最本質、最優秀、歷史最精華的部分譯介出去”(許方、許鈞,2014:72)。在這個意義上看,作為參與中華文化價值觀與文化影響力建構的積極力量,翻譯對于中國文學、文化的對外譯介與傳播具有歷史性的深刻價值。


  3.3加強理論意識,深化翻譯理論研究


  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化與發展離不開翻譯批評。通過對翻譯作品、翻譯現象以及整個翻譯生產和傳播過程的關注,凸顯出翻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或遭遇的?;?,促使翻譯界對翻譯基本問題和翻譯現實問題以及翻譯實踐中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或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不斷加深理解并形成新的思考,從而推動翻譯理論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這是翻譯批評不容推卸的責任。尤其,在目前翻譯的外部環境或內在目標發生改變的情況下,當翻譯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這一新的歷史語境中遭受質疑和挑戰,翻譯批評更要勇于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在深化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翻譯實踐進行積極、有效的指導。


  作為我國翻譯批評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1995年關于《紅與黑》漢譯的大討論應該說是翻譯批評對翻譯理論發揮建構作用的一次很好的證明,法國大學出版社在著名的“我知道什么”系列叢書中出版的《翻譯》一書里,題為“翻譯理論”的一章專門提及這場討論,并將之作為當代翻譯批評理論與翻譯實踐密切結合與互動的代表性案例詳細進行了介紹(Oustinoff,2003:64-65)。這場討論在深化對文學翻譯與翻譯批評的認識、突破翻譯批評往往拘泥于是非評判的簡單化傾向、拓展文學翻譯批評的形式、促進翻譯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等諸多方面都對加強翻譯理論意識和深化翻譯理論研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討論中對譯者主體地位的彰顯更是直接開啟了翻譯理論界對“翻譯主體”問題深入而全面的探索與反思,有學者明確指出,這場討論“在中國譯學界開啟了譯者轉向”(王東風,2011:22)。從當代翻譯理論研究史的角度來看,確立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中心地位、探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并由此對翻譯動態過程加以系統的描述和詮釋,這應該說是翻譯研究走向理性與成熟的關鍵之途,而在這一步至關重要的跨越中,“《紅與黑》事件”中展現出的翻譯批評的反思與建構力量無疑是重要的推動因素之一。不僅如此,在《紅與黑》漢譯討論結束的十幾年后,對于這一事件的相關思考仍然在延續,《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2期專門設立“學術爭鳴:《紅與黑》漢譯大討論再思考”專欄,對這場討論的意義與影響以及討論中所涉及的翻譯方法、翻譯立場、翻譯的可能性等翻譯的根本問題進行再度審視。從事件的理論探索訴求本身到譯學界的關注與反思,翻譯批評的理論意識及其對翻譯理論研究的推動與建構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正如專欄編者按中所指出的,“從歷史到現實,從事件到理論,不同觀點的交鋒,拓展了人們對翻譯思考的空間,豐富了對翻譯理論探索的途徑”。


  翻譯批評是一種目光,關注翻譯實踐,直面翻譯現實問題,同樣,翻譯批評也是一種立場,在探討翻譯現實的基礎上不僅僅將目光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由事件或現象出發,從理論層面深化理解、澄清認識、引發思考,無論翻譯思考空間的拓展、翻譯理論途徑的探索,還是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化,都離不開這樣的目光與立場。目前,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語境下遭遇來自學界的種種疑問和質疑,關于翻譯的問題甚至被文學評論界借以質疑某些作家的創作以及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價值和意義,這既是嚴峻的挑戰,也是翻譯審視自身的契機。對此,翻譯批評應當一方面在密切關注現實的基礎上表明立場,切實發揮批評的導向作用,另一方面加強理論意識,通過對問題和事件的探尋與思考,深化翻譯理論研究。


  4結語


  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歷史語境下,翻譯既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關注與重視,同時也面臨著新的問題與挑戰。在莫言獲獎背后凸顯出的翻譯問題,遠遠不是全部,莫言之外的其他中國當代作家在國外的譯介與接受情況如何?中國文學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的接受情況是否存在差異?整個中譯外活動中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開展中譯外研究,在理論上形成科學的認識進而對實踐給予更合理的指導?這些問題都有待翻譯理論界在充分重視的基礎上展開深入的思考與探索。對此,翻譯批評不應也不能繼續處于缺席和失語的狀態,作為“連接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一條重要紐帶”,翻譯批評必須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密切關注翻譯現實以及翻譯實踐中凸顯的問題,針對目前翻譯界和文化界顯現出的某種認為“存在即合理”的觀點以及有關翻譯的某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及時予以澄清、辨析和引導,并進一步加強理論意識,重新審視翻譯的根本問題,對翻譯理論研究發揮積極的引導與建構作用。


  如果說,文學批評以一種目光、一種立場和一種思考,挖掘、豐富、拓展著文學作品的生命意義,那么,翻譯批評也應當是這樣一種目光、立場與思考,為中國文學在異域的生命力,為中國文化在國外的影響力,承擔起批評應盡的責任,展現出批評應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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