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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前三组开奖号:《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的外譯問題》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9-03-22 11:32

摘要:

  摘要:本文討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的外譯問題。本文首先探討了建國后幾十年中國文學的外譯本在西方遭受冷遇的原因,認為這主要不能歸因于我們的官方贊助人、意識形態和翻譯策略,而是因為當時譯入語文化尚無對了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迫切需要。筆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西方社會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愿望也日益強烈。在這一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學作品正在被譯成外語,西方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也開始趨向異化,這正是因應了西方讀者對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和文學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期待。筆者認為,中國文學要真正走出去,也應該著眼于如何滿足這種需求和期待。


  關鍵詞:全球化;中國文學外譯;譯入語文化的需要;讀者期待;翻譯策略;


  作者簡介:張春柏通訊地址:200241上海市東川路500號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翻譯系;


  一、引言


  近年來,特別是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我國學界圍繞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其中有些觀點不無偏頗。本文試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厘清一些觀念,期待引發更深入的討論。


  二、譯入語文化的需要與原語文化與文學傳播與接受


  建國以來,我國政府為了傳播中華文化與文學,在中國文學與典籍的譯介上做了很多努力,如出版了外語版《中國文學》期刊、“熊貓叢書”和《大中華文庫》等,但是這些努力成效不大。近年來,我國學者對中國文學在西方接受度不高的情況作了不少研究,尋求應對之策。


  鄭曄(2012)對《中國文學》雜志在1951年至2000年間的“生產過程及其在海外的接受和傳播情況”(iii)進行了研究,提出《中國文學》在海外接受不佳的主要原因就是“國家贊助人的贊助身份和管理職能”及其“政治宣傳的色彩”,解決之道是“半官方譯介或非官方譯介”,“有效去除官方意識形態”(鄭曄,2014:144)。


  耿強(2010)對“熊貓叢書”的命運做了一項類似的研究。作者認為,譯本能否受到歡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接受方對譯本的選擇性闡釋和接受,如果發出方推出的譯本與接受方讀者的期待視野產生偏差甚或沖突,譯本很有可能不會產生任何反響。這種沖突既可能源自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也可能源自雙方在詩學和贊助人方面的差異?!?耿強,2010:5)作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熊貓叢書之所以沒有受到西方讀者的良好接受,主要是因為不符合西方讀者“政治的審美視角”,即西方意識形態和詩學標準。(耿強,2010:4)因此,作者提出,“通過文學譯介促進中國文學的域外傳播,必須在高質量的翻譯的基礎上,跨出語言轉換的藩籬,充分考慮接受方的文化、文學甚至地緣政治語境,并及時調整自己的選材、翻譯策略和方法以及營銷策略等?!?耿強,2010:136)


  對于《大中華文庫》的傳播,有學者指出了一個事實(如謝天振,2013b,2014):《大中華文庫》已經出版了一百多種,但被國外出版社看中并購買版權出版的只有一種。我國駐各國使領館把這些書作為贈品送人也鮮有人問津。這個文庫在海外傳播的情況可見一斑。1


  對于中國文學在海外遭受的冷遇,不少學者還從中國譯者的翻譯策略上找原因。研究最多的無疑是《紅樓夢》的兩個全譯本。一個公認的事實是,霍克斯的譯本在域外的接受度要高于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譯本。如根據江帆的調查,“英美學術圈對霍譯本的實際認同程度遠遠超過了楊譯本”。從傳播的角度看,美國依利諾依州六十五所大學中,有“十三所大學存有霍克思譯本,只有兩所大學存有楊譯本”。而且,“在有限的普通讀者群中,霍譯本獲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楊譯本在同樣的讀者群中的評價卻相當低,二者之間的分數相差懸殊,部分讀者對楊譯本的評論甚至極為嚴苛”(江帆,2007:195)。在談到兩個譯本在西方的不同際遇背后的原因時,謝天振(2013a)把它歸結為兩者在“翻譯方法上的不同取向”,即霍譯歸化取向和楊譯的異化取向。謝天振還以以下兩例說明了這個立場。1)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紅樓夢》第16回)Always“oneeyeonthedishandtheotheronthesaucepan.”(霍譯)Keeponeeyeonthebowlandtheotheronthepan.(楊譯)2)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第24回)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霍譯)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楊譯)謝天振認為,考慮到意識形態、詩學、贊助人等因素,霍克斯的歸化譯本顯然更好,因為它更易為西方讀者所接受。據此,謝天振(王志勤、謝天振,2103)進一步提出,“在翻譯策略上,要盡量采用歸化的方法,用跨文化闡釋的方法,讓譯作讀起來流暢自然,增加譯作的可接受性”。


  上述研究,無疑觸及到了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接受度不高的部分原因,如這些作品的英譯本與“接受方讀者的期待視野”之間有著較大的“偏差”,這些作品中反映的意識形態與西方意識形態也有“沖突”。但是,筆者認為,這些解釋是不充分的,部分觀點是有偏頗的,提出的遷就西方讀者的期待甚至意識形態的解決之道也不見得可行。


  首先,把中國大陸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本在域外遭到的冷遇歸咎于政治和意識形態并不妥當,因為港臺地區的文學也有同樣的遭遇,甚至韓國的文學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度也并不高。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的文學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接受度都不是很高。


  其次,關于“有效去除官方意識形態”的建議,筆者認為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為意識形態是深深扎根在文學作品中的東西,它們本身就是“中國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無法想像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要是去除了這些東西還會剩下些什么??峙倫叱鋈サ囊丫皇侵泄幕?。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為了迎合西方“讀者”而刻意淡化甚至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這是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做的事。


  至于調整“選材”的建議,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2000年前的《中國文學》似乎很難篩選出更符合西方意識形態和讀者期待的作品。楊憲益和戴乃迭畢其一生翻譯的中國經典,煌煌數十部,洋洋千萬言,其中應該不乏好的選材,但它們在西方的接受度都不高,這又說明了什么呢?


  事實上,在當時的歷史文化和國際政治語境中,幾乎任何中國文學作品都不可能贏得大量的西方讀者。


  那么,上述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本在西方遭受的冷遇又應該如何解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也借用Bassnett&Lefevere(1998:3)的一句話:翻譯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進行的。同樣,翻譯活動的產品在譯入語文化中的接受也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牽涉到許多因素,包括意識形態和詩學因素,但是最重要因素恐怕還是譯入語文化的需要(胡曉明,2013)。一種文化在其他國家的順利傳播,也是如此。中國翻譯史上的幾次高潮,包括公元2世紀中葉至12世紀初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清末嚴復和林紓等人的社科和文學翻譯,以及“五四”以后的西方文學翻譯和1949年至60年代初的俄蘇文學翻譯,概莫如此。以佛經翻譯為例,有個眾所周知的史實:長安的前秦統治者苻堅在公元379年攻打襄陽,竟然只是為了擄來佛學大師道安。公元383年,為了搶奪鳩摩羅什,他又命呂光率重兵長途跋涉去攻打龜茲。統治者為了兩個僧人如此興師動眾,顯然不僅僅是出于他們個人對佛教的興趣,而是整個中國文化對佛教的需要,否則就無法解釋他們的這種“高成本”行為,無法解釋這些大師來華后的譯經活動和成就,也無法解釋法顯和玄奘等中國高僧不畏艱險遠赴西域取經,引進異域文化、豐富中國文化的活動,更無法解釋整個佛經翻譯史和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西方翻譯史上,幾次重要的譯經活動,如圣哲羅姆翻譯的拉丁語版《圣經》,馬丁·路德翻譯的德語版《圣經》和欽定本英語版《圣經》也都是因應了當時譯入語文化建設的需要。


  同樣,中國文學和文化在域外的傳播也是迎合了相關國家和地區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需要。歷史上中國典籍在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國家的翻譯和傳播是如此,近代西方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傳播也是如此。其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大概就是老子在德國的傳播了。余秋雨(2013:8)曾不無自豪地寫道:“有一段時間,德國人曾驕傲地說:‘全世界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歡?,當他們讀到老子就開始不說這種話了。據統計,現在幾乎每個德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書,其普及程度遠遠超過了老子的家鄉中國?!閉飧鍪率狄渤浞炙得?,譯入語文化的需要是原語文化和文學得以傳播的首要條件。過去幾十年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本在西方的傳播效果不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西方文化還沒有產生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內在需要。在這種歷史文化語境中,任何選材和翻譯策略都不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翻譯策略的變化


  在解釋中國文學在西方接受度不高的原因時,人們常常以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的遭遇為例,歸咎于譯者采取的異化翻譯策略,認為是這種策略不符合譯入語讀者的“期待”所致。同樣,在解釋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時,有些學者則認為,主要歸功于葛浩文等譯者的歸化策略。筆者認為,這些文學作品接受度的高低,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翻譯策略的選擇?;粢氡鏡某曬?,主要在于它的翻譯質量。更具體地說,它更符合譯入語文學的詩學規范。按照王宏印(2004)的說法,主要歸功于霍克斯在文學翻譯“體制”上的“更新與獨創”,包括長達46頁的序言與介紹、正文與格式、附錄與注釋等,而這些方面正是楊譯所欠缺的。我們必須看到,霍克斯本人在主觀上是盡可能忠實原文的。用他自己在第一卷序言中的話說,“Myoneabidingprinciplehasbeentotranslateeverything—evenpuns....IhavethereforeassumedthatwhateverIfindinitisthereforeapurposeandmustbedealtwithsomehoworother”?;艨慫怪沂翟牡吶固逑衷諦磯嗥淥附諫?。如對于書中給翻譯帶來巨大挑戰的眾多人名,霍克斯不是簡單地采用音譯或意譯的方法,而是根據不同的情況,采用不同的稱謂、音譯釋義、用法語和拉丁語和增詞等手法,“將《紅樓夢》中眾多人物的長幼、主仆、尊卑等錯綜復雜的關系提示得一清二楚”(林克難,2000)?;粢氡局械惱庵窒窒?,似乎很難簡單地用“歸化”二字來總結。當然,相較于楊譯本,霍譯本更傾向于歸化策略。上面《紅樓夢》第16回和第24回的兩個例子也說明,霍譯本更傾向于迎合當時的普通西方讀者。


  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霍克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傳播中國文化。正如他在第一卷序言中所說,他主要是為了向他的讀者介紹這部偉大的中國文學作品,傳達這部小說給予他的“閱讀快感”(convey...thepleasurethisChinesenovelhasgivenme)。從他刪改的內容看,他并沒有把小說中“一切有目的的東西”都“傳達”出來。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他甚至是比較失敗的。例如,為了刻意避免書中隨處可見的“紅”字,他對書名棄《紅樓夢》而取《石頭記》,把“怡紅公子”和“怡紅院”分別譯為HappyGreenBoy和theHouseofGreenDelights?;艨慫貢救嗽諦蜓災薪饈退?,他很清楚紅色在中國文化中的含義,但是他認為這些含義更接近英語中“金色”和“綠色”的內涵意義,這樣翻譯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有得必有失,在中國情感結構中處于重要地位的“紅色”與“夢”的莊周意涵在譯本中被隱匿或者消減了。另外,霍譯中還把“阿彌陀佛”譯成了Godblessmysoul,把“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譯成了Menproposes,Goddisposes。這類翻譯顯然必須有節制。這類話如果出自普通人之口,尚可如此翻譯,但若出自一位和尚或虔誠的佛教徒之口,這種譯文就如同讓和尚穿上神父的袍服,如此,“走出去”的就不是中國文化了,這顯然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正如我們不能把英語小說中的Godblessme翻譯成“菩薩保佑”、不能把阿拉伯語中的“真主保佑”翻譯成Godblessme一樣,我們不能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期待”讓中國文化戴上西方文化的面具。


  這里我們不妨回到莫言小說的葛浩文譯本。在探討葛譯本的成功時,不少人又把它歸功于歸化的翻譯策略(如謝天振,2012,2013b,2014;樊麗萍,2013)。他們認為,這些譯本主要采用了歸化的策略。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趣味,譯者甚至“放開手腳”,大膽地“連譯帶改”,從而讓莫言作品的外譯本順利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與敘述模式差異”的“隱形門檻”,成功地進入了西方的主流閱讀語境(謝天振,2012,2013b,2014;樊麗萍,2013)。


  這一點并不完全符合事實。葛浩文本人在2014年4月21日在華東師范大學主辦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所做的主旨發言中曾抱怨說:他對原文所做的改動“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簡單的修飾或修正作者的錯誤或馬虎的地方。有人曾指責我連譯帶改,事實與他指責的相差甚遠。最近幾年老有人說我的翻譯是‘creativetranslation’,我不太清楚這是褒詞還是貶語,有幾個中國朋友跟我說,是褒獎,但是他們似乎不知道聽起來多么刺耳。我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書里也都說明了,譯文的更動絕大多數是美國或英國出版社的編輯所做的,但中國讀者,尤其是媒體,總指我為罪魁禍首?!?葛浩文,2014a)


  葛浩文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補充道:“再就是兩部莫言的小說,是被出版社ArcadeBooks刪減的;其中一部刪了不少文字,后來我把刪減的文字又補回了一多半?!?葛浩文,2014b)


  由此可見,作為譯者,葛浩文至少在主觀上還是盡可能忠實原文的,并沒有“放開手腳”“連譯帶改”。我們不妨看看以下的例子:


  3)花生花生花花生,有男有女陰陽平。(《豐乳肥臀》第一卷第二章)


  Peanutspeanutspeanuts,boysandgirls,thebalanceofyinandyang.(Goldblatt,1996:7)


  4)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豐乳肥臀》第一卷第六章)


  Amanleavesbehindhisgoodname,awildgooseleavesbehinditscall.(Goldblatt,1996:27)


  5)我沒有說謊,向玉皇大帝保證。(《生死疲勞》第一部第七章)


  ButIsweartotheJadeEmperorinHeaventhatI'mnotlying.(Goldblatt,2006:59)


  6)“不敢,”我的主人說,“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一部第十一章)


  “Iwouldn'tdare,”mymasterreplied,“thePeople'sCommuneandIarelikewellwaterandriverwater—theydon'tmix.”(Goldblatt,2006:104)


  不難看出,上面的英語譯文是相當直譯的,其中不少詞的譯文用了“中國英語”(葛傳椝,1980),如yin,yang,theJadeEmperor,Heaven,thePeople'sCommune等。這類例子在葛浩文翻譯的莫言小說中并不少見。


  讀著這些例子,人們不禁會想:假如譯者是當年的霍克斯的話,譯文會是這樣的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這方面葛浩文的譯文與楊譯《紅樓夢》更為接近。如上面第5例中他把“玉皇大帝”譯為JadeEmperor,而不是God,而后者正是霍氏譯法。誠然,葛譯中也有不少歸化的東西,但是我們不難看出,相較霍譯《紅樓夢》,葛譯莫言小說的異化程度無疑要高出許多。這是稍作比較即可得出的一點結論。


  在探討莫言獲得諾獎的原因時,我們首先不應該忘記,莫言的背后,是在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強大的中國和日益為世人了解和接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沒有中國全方位的進步和發展,西方讀者便不會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乃至漢語本身產生日益強烈的興趣,也不會有當前由西方出版社贊助、葛浩文、陳安娜等西方譯者掀起的中國文學外譯的這一波高潮,當然也不會有莫言獲獎這件事。莫言本人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中也說:“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2012年12月8日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演講)


  莫言獲諾獎,翻譯功不可沒,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種翻譯不是“連改帶譯”式的翻譯,更不是靠大幅度刪節刪出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2012年10月11日的新聞公報說,把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是為了獎勵他用“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今天,我們在討論葛浩文等譯者的譯文的時候應該看到,這些譯文不但比較成功地再現了莫言講述的中國故事,包括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而且還比較成功地再現了莫言講故事的方式,而后者是符合當代西方文學規范的。葛浩文的翻譯不是霍克斯式的“創造性翻譯”,而是較為忠實于原作的翻譯。在翻譯策略上,葛浩文譯本與霍譯《紅樓夢》存在根本性差異。


  莫言的小說之所以能打動諾獎的評委,在眾多的中國作家中脫穎而出,不僅僅因為是他講述的中國故事———因為許多其他當代中國小說家,如王安憶、畢飛宇、陳忠實、閻連科、賈平凹、姜戎、余華等,講述的也是中國故事,也不是因為他的小說接受度更高,傳播范圍更廣,因為上述作家的部分小說的英譯本的銷量遠遠超過了他的《生死疲勞》等獲獎作品。根據2011年1月11日亞馬遜北美店的銷售榜,“莫言的《生死疲勞》和《變》,排位均在60萬名之外”,遠低于姜戎的《狼圖騰》(硬皮精裝本)的第84187位和余華的《兄弟》(紙皮平裝本)的第206596位。排在《生死疲勞》和《變》前面的還有畢飛宇的《青衣》和《玉米》等(吳慨,2011),而這些小說的英譯本有些也出自葛浩文之手。莫言打動評委的,或許是他的小說的“文學性”引起了更多的共鳴。具體地說,是他講的故事和講故事的方式得到了更多的認同。總之,他的創作手法與中國故事結合起來,為他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葛浩文的翻譯成功了。這個例子還說明,評判一部譯作成功與否,不能光看銷售量,正如票房最高的電影不一定能入圍“奧斯卡”一樣。


  霍克斯和葛浩文的翻譯活動還告訴我們,譯入語文化的需要不是一成不變的,譯入語讀者對原語文化的期待和理解能力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許多在霍克斯時代傾向于歸化的東西,現在異化翻譯已經完全可以為譯入語讀者接受,甚至期待了。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


  這里,還有必要指出,在翻譯實踐中,歸化(直譯)和異化(意譯)都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百分之百歸化的譯本,也沒有百分之百異化的譯本,有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從歸化到異化其實是個不間斷的連續體(continuum)。如果把霍克斯的《紅樓夢》譯本和葛浩文的《生死疲勞》譯本放在這個連續體上,就會發現,相對而言,霍譯本比較接近歸化一邊,而葛譯本則比較接近異化一邊。


  這種從歸化趨向異化的現象,也反映在中國譯者的外向翻譯中。如根據張南峰(2015)的一項研究,在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中,中國的度量衡詞經歷了一個從歸化到異化翻譯的過程:


  中國文學作品中四個度量衡單位的英譯(張南峰,2015)下載原表


  中國文學作品中四個度量衡單位的英譯(張南峰,2015)


  從表中可以看到,“在1940年代,‘畝’、‘里’、‘尺’都被換成英國的度量衡單位,‘斤’則用英語中已有的來自馬來語的借詞‘catty’來翻譯,可見當時著重的是通順易懂,大致上是歸化策略,但在往后的年代,這些詞逐個被改為用音譯處理:1950年代是‘畝’,1970年代是‘里’,1980年代之后是‘尺’以及在英文里本來已有對應詞的‘斤’。這種變化顯示,在這六七十年間,漢英文學翻譯的規范從歸化一步一步地、不可逆轉地走向了異化?!?張南峰,2015)


  再如,以前傾向于意譯的許多中國飲食文化詞匯,現在也往往改用音譯了。例如在許多美國川菜館的菜單上,“餃子”曾譯為dumpling,“宮保雞丁”則譯為Szechuanchicken,spicychicken,或spicychickenwithpeanuts,現在jiaozi和Kungpaochicken已經成了常見的譯名。


  上述例子雖為中國譯者所譯,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事實,即隨著日益頻繁的中西文化交流,對許多以前通常意譯的中國文化負載詞,西方讀者現在已經比較能夠接受直譯,甚至音譯的譯文了。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這似乎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正處在從邊緣向中心移動的過程中。


  四、日益成熟的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期待


  與中國文學外譯應采用歸化策略的主張相伴的是“讀者期待”論,似乎西方讀者總是會期待歸化的譯文,殊不知“讀者期待”本身是個有點“詭異”的概念,特別是嚴肅的文學作品的“讀者”。他們可以是學者,也可以是公司職員,甚至普通藍領。在當代西方社會,雖然高等教育已經普及,但是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期待”并不一致。有的讀者讀書只是為了消遣,他們需要的只是有趣的“故事”,還有一些讀者則期待真正的文學經典,只是前者通常居多數。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語內翻譯(Jakobson,1959/2004)的許多經典文學作品,如由四大經典小說改編的評書和影視劇,就是面對普通讀者和觀眾、甚至少年兒童的。這說明大部分讀者的欣賞水平還不夠高,還不能夠理解原作,在某種意義上說還需要“掃盲”,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把改編當原作,把通俗當經典,把戲說當歷史。我們不能因為通俗本傳播更廣、“接受度”更高就認為原作不如通俗本,更不能因此認為嚴肅的譯本必然比“盡可能歸化”的譯本差。我們必須看到,還有許多讀者期待閱讀原汁原味的文學作品。正因為如此,許多嚴肅的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戲劇,會有多個譯本,以滿足不同讀者群的訴求?;謊災?,我們不能因為普通讀者“期待”通俗的譯本就以為必須把《紅樓夢》當作一部通俗小說來翻譯,因為當一部充滿文化內涵的嚴肅文學作品被文化“閹割”之后,“走出去”的就不再是原語文化了。


  其次,我們還必須看到,讀者理解、欣賞異域文化的能力和品位是可以提高的,他們是會“成長”的。當他們發現“羅密歐與朱麗葉”和“梁山伯與祝英臺”不是一回事時,便自然不會再期待這種極度歸化的翻譯了;當他們發現Szechuanchicken和spicychicken不一定是“宮保雞丁”時,就會期待更準確的翻譯,于是Kungpaochicken便應運而生了。同樣,英語中的pizza曾經譯為“意大利餡餅”,但是當國人真正接觸到這種美食后,卻發現它的“餡料”竟然是灑在上面、而不是和中國的餡餅一樣包在里面的,于是“比薩餅”便誕生了。這說明,在過去幾十年里,讀者對異質性的接受度一直在提高,甚至越來越期待了。媒體語言和日??謨錮锏牧惴?如WTO,APEC,NBA,MBA,GDP,PM2.5等縮略語和口語中的“你已經out了”,“我hold不住她”中的out和hold等)和音譯(如guanxi、buzheteng等)現象也因此越來越普遍。2013年12月18日《華爾街日報》甚至創造了dama(大媽)一詞來稱呼搶購黃金的“中國大媽”。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們還把西方讀者和他們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理解能力和閱讀期待鎖定在霍克斯時代,以此為出發點尋找中國文學外譯的最佳之策,實在無異于刻舟求劍、畫地為牢。筆者以為,在跨文化交際日益頻繁、日益深入的今天,西方讀者必定會越來越“期待”更接近原作本真、更忠實地反映中國文化的翻譯。因此,我們的翻譯策略似乎應該是在譯入語讀者可以接受的范圍內盡可能異化的策略。


  五、結語


  從較為歸化的霍譯《紅樓夢》到相對異化的葛譯莫言小說的生產和傳播的這段時間,中國經歷了從相對封閉到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個年頭。其間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通過積極的文化交流,大大地提高了文化軟實力。所有這些,使其他國家的人民產生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國(包括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內在需要和興趣,這是一些西方出版社和譯者翻譯出版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主要動因,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授給一位中國作家背后的原因之一。處于歷史進行時中的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文化和文學走出去的步子已然邁出,現在需要探討的是如何走得更好、更遠。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的外譯,特別是嚴肅文學作品的外譯,必然是采用越來越趨于異化的策略,因為作為輸出方,我們希望自己的文化形象不被曲解,我們的文學經典不被通俗化、低俗化,而作為輸入方,西方讀者正在迅速“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必然會越來越不滿足于被刪改過的東西,越來越期待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學作品。而這應該是我們討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外譯的基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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