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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遗漏排行:《抒情與敘事——中國文學表現之兩大傳統研究述論》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8-12-07 08:27

摘要:

  就文學表現基本手段來看,中國文學存在抒情與敘事兩大傳統。近年來,對這兩大傳統的研究,學界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其中董乃斌先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有關中國文學兩大傳統,特別是對它們在文學史上的互動關系之考察,現仍處于初步階段,很多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拓展與深入,今后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抒情;敘事;中國文學傳統;研究前景;


  作者:;能碧


  中國文學存在著抒情與敘事兩大傳統。但長期以來,受文學觀念與研究旨趣影響,抒情傳統得到更多關注與闡發,而敘事傳統則被遮蔽不顯。這便無法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中國文學史。近年來,隨著文學史學的興起與發展,學術界對“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抒情傳統”的觀念進行了反思,開始注意到中國文學史貫穿著抒情與敘事兩大傳統,并嘗試對這兩大傳統,特別是其中相對而言研究得很不充分的敘事傳統進行分析與論證。這有助于我們對中國文學史進行重新審視與全面考察,有利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持續發展。本文對相關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希望能有助于把這個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文學只有一個抒情傳統嗎?


  何謂中國文學的傳統,或者說中國文學史的貫穿線是什么?這是文學史研究者常常思考而難以回避的問題,因為它關系到研究的方向與大局。學者們普遍認為,與西方文學相比較,中國文學的抒情特質非常明顯,這個特質涵蓋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各類文體,并貫穿中國文學的歷史,從而形成一種抒情傳統;這個傳統恰好與西方文學的敘事傳統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觀點最早由留美學者陳世驤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揭橥并闡發,1在海外及臺灣學者中引起巨大反響,形成一股風行多年的學術潮流。2


  中國文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抒情傳統,這幾乎已經成為學術共識。而且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意涵相當豐富,可以從文學本質論、發生論、創作主體論、過程論以及作品論、風格論、批評論等多方面進行闡釋與發揮,但其關鍵在于“文學以情志為核心和以抒情言志為創作旨歸的觀念”。[1]有學者還據此推論出中國文學批評也有一個抒情性傳統,它主要表現為理論重心、命題上重“情”,以美文形式來論文等方面。[2]


  但近年也有少數學者對“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抒情傳統”的提法有所批判。比如,臺灣的顏昆陽先生就說:“中國歷代的文學體類,就‘質’與‘量’觀之,狹義的‘抒情體’詩,的確占有主要的地位;在這個層次上,不必中西文學對觀,‘抒情體’為中國詩歌的‘主流’,這個說法應該可以取得學者們的共識。但是,相對的也必須肯認還有許多次流的體類。假如不能把守此一‘主流’論述的確當范圍,卻進而推演,將‘抒情’提到超越各別體類的位置,而極大化為中國文學‘共相’的范疇,并與西方文學之‘敘事’為對,當做可以涵括小說、戲曲等所有文學體類的‘唯一’傳統。這樣的詮釋,其‘相對客觀有效性’,就不免令人質疑了?!盵3]龔鵬程先生對抒情傳統說則發生了由信從到徹底否定的變化,后來其觀點有所緩和,承認有關抒情傳統的論述“意量高遠,可予人甚多啟發,非一般文學理論所能及”,可是強調用“抒情傳統”來概括中國文學史還是應該謹慎,因為學者們對抒情傳統的內涵,各有各的表述,也就是“用其術語而未必同其學說”。[4]


  客觀地說,陳世驤先生“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抒情傳統”的提法確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特定語境下提出來,自有其歷史功績,不應求全責備。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一方面是承認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也要從中國文學史的實際出發,對它進行全面、完整的審視,從而看到中國文學絕非“一個抒情傳統”即可涵蓋無余,至少還存在一個與抒情傳統并存互動的敘事傳統。


  首先,從文學表達的基本手段來看,便主要有抒情與敘事兩種,它們同時也是文學的兩大基本功能。既然抒情在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一脈相承,并被我們視為一種傳統,那么就沒有理由厚此薄彼,僅將敘事視為抒情的手段。事實上,陳世驤先生在討論中西文學差異時,也是將抒情見長的“詩騷”去與敘事為主的希臘悲劇、荷馬史詩進行比較,其立足點大體上還是文學表現手法的兩分法。


  其次,從文學歷史的實際進程來看,敘事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學的一種悠久傳統。從上古初民的神話、傳說、歌謠這些口頭敘事,到甲骨卜辭、鐘鼎銘文,在敘事內容和方法上已初具規模?!洞呵鎩芳捌淙蚴侵泄鶚攣難У牡諞淮沃匾椿?,在敘事方法上有所謂“春秋筆法”這樣干預性寫作指導原則的創建。至于《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則已是成熟的敘事散文,它們一起構建了光炳千秋的史傳文學。編年體史書以事件為記述中心,因人立傳的紀傳體更將紀事提升至以刻畫人物形象為目的的文學境界。史傳敘事通過展現人物形象而揭示事件的歷史意義,在敘述和描寫中又總是滲透著作者的感情,其贊頌更是直接的議論或抒情。中國古代有文史一家的傳統,撰文者講求史意,著史者不廢文采。這種傳統的內涵和實質正是敘事與抒情的融合,其影響深遠而巨大。唐宋時期的文章,既繼承先秦兩漢歷史散文敘事傳統,又自有特色。即便是到了元、明、清三代,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繁榮起來,歷史著述的影響也還是無處不在。一方面,小說、戲劇中包含不計其數的歷史題材,另一方面,大量借鑒史傳的體例以及敘事手法,實乃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之寫作常規。歷史著述崇實求真,重視倫理教化,而文字表達追求簡凈明快等,這些特點在小說、戲劇里同樣得到重視和發揚。所以,歷史敘事稱得上是中國敘事傳統在早期的主要載體,也最具民族特色。歷史敘事之衍生,成為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建立的重要依據。同時,即使以抒情見長的文學體裁,也從來不乏敘事的因素。比如《詩經》中就有《生民》、《公劉》這類記述先祖功績的史詩,也出現了《氓》這樣記述曲折故事的敘事詩。漢樂府敘事內容之豐富,表現手法之嫻熟,在詩歌體裁中是非常突出的。唐代杜甫、白居易等人在長篇敘事詩創作上成就顯著,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三吏”、“三別”、《琵琶行》、《長恨歌》這樣傳誦千古的名篇。唐代以后,敘事詩的創作持續不斷,一直到清代,錢謙益、吳偉業、黃遵憲等人依然有佳作問世。就是一般的抒情詩中也不乏敘事因子,完全沒有敘事成分的詩歌其實是很少的。


  最后,從文學現狀來看,抒情文學與敘事文學的地位顯然已有所變化。中國號稱詩國,然而昔日強大的抒情文學現正逐漸式微,傳統的詩、詞、曲、賦創作雖不絕如縷,但其優秀作品的產生、傳誦及社會影響力卻今不如昔。新詩的突破似也陷入瓶頸,新的輝煌何時出現頗難預期。反觀敘事文學,其發展可謂如火如荼。小說已是當今文學創作的主要形式,無論紙質出版還是網上傳播,都是文學世界中的泱泱大國?;熬?、新聞、影視、動漫、廣告、微博等也無不與文學敘事結緣,極大豐富了敘事文學的類型。盡管中國當代敘事文學深受西方影響,但其與本土古代敘事傳統仍然是血脈相連。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符合傳統文化觀念或者具有地方風味的作品,總是更為讀者所喜聞樂見。


  在歷史與現實面前,如果我們仍堅持只以抒情傳統來考察中國文學,顯然將捉襟見肘,因而是不合時宜的。至于視敘事傳統為西方文學的專利,認為中國的敘事文學根本無法與西方相比,自然更不妥當。事實上,抒情與敘事作為中國文學兩大基本傳統,它們的關系是同根同源、相輔相成的,是在互動互益和互競中發展的。厚此薄彼的做法不符合中國文學史實際,也不利于正確認識與揭示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和蘊含其中的某些規律。然而,現在的情況是,有關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研究,科研成果數不勝數,在數以千計的文學史著作中,也得到反復強調。而關于中國古代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則要薄弱得多。不能說學者們不關心中國文學的敘事研究,小說、戲曲這些敘事性較強的文學體裁,一向得到廣泛的關注,從研究的深度來說,有些已經不亞于西方同行。有的學者還力圖以小說敘事研究為基礎來構建中國特色的敘事學。3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所包含的文體非常豐富,除了小說、戲曲,其他文學體裁的敘事傳統研究尚未很好開展。所以,在目前階段,我們有必要對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研究給予更多的關注。


  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狀況追述


  敘事研究與敘事傳統研究并不能劃等號。不過,對某種文學體裁的敘事研究,如果深入下去,都會在一定程度或某個方面揭示、體現出敘事傳統。反過來說,對于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也不宜與具體的文體、文本分析脫離而僅作純理論的推求。更重要的是需要明審前車之鑒,變單肢的行走為兩條腿走路,討論敘事傳統的時候不能與抒情傳統脫離,而應該相互比照,叩其兩端而執其中。在我們的前輩和同時代學者中,做得好的人也是有的,他們的成果理應受到重視。


  先看一看古代詩歌的研究情況。囿于傳統詩學觀念,近現代學者在研究古典詩歌時,往往大談抒情,而少談甚至忽略敘事。但也有個別學者獨具慧眼,注意到敘事問題,聞一多先生就是如此。他認為在《詩經》之前,“歌”與“詩”不同,“歌”的核心與原動力是感嘆字,“而感嘆字本身則是情緒的發泄”,所以“歌”的本質是抒情;而“詩”通“志”,兼有“記憶”、“記錄”、“懷抱”三個含義,詩的出現源于記事的需要?!案琛庇搿笆焙狹骶痛儷閃聳倨牡??!妒分兇鈹謚巳絲詰淖髕?,通常都“情”與“事”比例均衡,也就是“歌”與“詩”完美合作的結果。[5]這個觀點不僅深刻精辟,而且迥異時流,令人耳目一新。它反映了聞先生敏銳超前的學術眼光,也為中國詩歌傳統的解讀打開了一扇大門。


  可惜的是,聞先生的這個觀點,很長時間都沒人響應。直到20世紀80年代,西方敘事學理論與研究方法進入國內后,從敘事的角度對古典詩歌進行分析才漸漸多了起來。只是,學者們往往習慣于將敘事詩從古代詩歌整體中剝離出來進行考察,4或者僅將敘事視為詩歌抒情的一種手段、工具或策略來進行分析。如陳銘先生以《孔雀東南飛》、《長恨歌》、《琵琶行》等古代敘事詩為例,論述了敘事在詩歌中的作用與角色,結論為:“無論敘事、記述甚至議論,在詩中依然是以抒情為根本。正是這個本質的規定性,使中國古典詩詞,主要是漢字的古典詩詞,缺少長篇的敘事作品,卻豐富了詩詞抒情的表達方式?!盵6]這一論析思路頗有代表性,就是說到最后總是以抒情的宗旨為歸宿,這幾乎成為一種思維定式。


  當然也有例外。如李萬鈞先生就認為“詩”的概念不僅指抒情詩,還包括敘事詩,尤其是大量抒情、敘事相結合的詩。中國是抒情詩的大國,也是敘事詩的大國,抒情詩與敘事詩的成就同樣高,數量有多有少,質量則難分高下。所以我們既不能被古人重抒情輕敘事的傳統觀念所束縛,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敘事理論來研究中國詩歌的敘事傳統。[7]這種既立足中國詩歌發展實際,又具有中西文學比較的視野的考察,是值得重視的。


  詞在各類文體中抒情性是最強的,其與敘事傳統的關系如何呢20世紀中葉,吳世昌先生曾撰《論詞的讀法》一文,討論過詞的敘事結構問題。吳先生認為小令從絕句化出,“起初也多是抒情和簡單的記事”,多以敘事來抒情;慢詞“不論是寫景、抒情、敘事、議論,第一流的作品都有謹嚴的章法”。吳先生以周邦彥的作品為例,概括出詞中存在“人面桃花型”與“西窗剪燭型”兩種敘事章法(或者說結構)。[8]吳先生已將敘事與抒情并列,視為詞的兩大基本表現手法,可謂得風氣之先,也是對詞體認識的一大進步。他的研究明顯吸取了西方結構主義的分析思路,但是又用本民族的術語進行表述,極具個性色彩。


  20世紀90年代也有幾篇詞學論文值得關注。如蔣安全先生的《試論敘事與詞體的關系》較早認識到詞是不排斥敘事手段的抒情式文學,詞中的敘事能夠為讀者解讀文本提供線索,強化其審美價值,而詞的小序則有效提升了詞的敘事能力。[9]張海鷗先生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從文體的結構上討論詞的敘事性。[10]沈家莊先生認為詞是介乎傳統的詩與雜劇之間的文體,“它不僅在詩歌發展鏈條上承繼了言志抒情的傳統,并將這個傳統傳遞給了后代,還為爾后的敘事文學、戲劇文學的發展呼出先聲”。[11]


  賦體文學為中國所特有的文學形式。作為藝術手法的“賦”和作為文體的“賦”都跟敘事有著莫大關聯。從20世紀末開始,賦的研究逐漸得到學術界的關注,賦體的敘事特征及影響,斷代賦、俗賦的敘事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5不過,對于歷代賦的敘事分析大體是在西方敘事學理論指導下進行,對賦的本民族傳統闡釋不夠,賦體對于其他文學體裁的敘事功能的提升以及其在中國敘事文學中的價值與地位,也都有待于進一步認識。


  古代散文方面,除了先秦兩漢的史傳散文以外,6不管是抒情、議論為主的美文,還是應用性的公私文函,也不論是散體還是駢體,對敘事傳統的關注嚴重不足,成果屈指可數。不過,還是有少數學者作了一些開拓性的工作。比如傅修延先生的《先秦敘事研究:關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12]立足于先秦各種敘事形態與“含事”材料,分析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過程。其中對甲骨卜辭、鐘鼎文的敘事因素及意義進行了論述,對《山海經》、《尚書》、《春秋》、《左傳》等經典作品的敘事思維、類型、方式、結構以及敘事的主客體之間關系予以剖析,并將先秦諸子論辯之辭與寓言中所蘊含的敘事藝術特征予以抉發。這可以說是追根究底,尋找到了中國文學敘事的源頭所在。


  探索中國文學敘事傳統,不能忽略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在這個領域中,移植西方敘事學理論是學術大勢。但中國固有的敘事傳統及其闡釋話語與西方大不一樣,很多概念及方法用西方理論無法直接表達,所以研究中突顯中國化、本土化就成為學者們的共識。例如王靖宇的《左傳》敘事研究就經常以中國傳統的敘事概念來解釋相關的西方的敘事思想。他希望這樣的討論“有助于促進對中國古代敘事作品的更為系統的研究,導致中國敘事文學的基本理論最終得以發展,并因此推動中國敘事傳統與其他國家文學的敘事傳統之間更富有成效的比較研究”。[13]趙炎秋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國古代敘事思想研究》(三卷本),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來挖掘本土敘事學資源,首次對中國古代敘事思想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力圖展示中國古代敘事思想的演進歷程,并在這個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的敘事學理論體系。不過這套書受西方敘事觀念與研究思路的影響較深,主要還是以神話、史傳、小說這類敘事性較強的文體及相關文論入手來總結中國古代敘事思想,而對于詩詞(除了敘事詩)、辭賦、駢散文章甚至戲曲,都很少涉及,取材的廣泛性明顯不夠,概括程度也就稍欠理想。


  三、中國文學史觀照下的敘事傳統研究


  對于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國文學史實際作縱向考察。一方面細致地對每種文學體裁的敘事特征進行剖析,從而橫向鋪開地展示中國文學敘事的整體面貌;另一方面更要具有史的意識,將敘事作為一條貫穿線作縱向歷時性考察,并努力綜合縱橫,把研究提升到理論高度。這樣才能比較有效地論證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客觀性,發掘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內涵及特性。在這一方面,董乃斌先生的研究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董先生不僅較早提出了中國文學史貫穿著敘事與抒情兩大傳統,兩大傳統同源共生,互動互益互競,共同推動中國文學史向前發展的觀點,而且發凡起例,構建了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的主體框架。7在此基礎上,董先生撰寫多篇論文對這一觀點予以論證,同時團結、領導一批年輕的學術力量,共同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從文學史實踐與理論兩方面總結了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特征、內涵及發展軌跡,為深化中國文學史研究探索出一條新路。這一項目的最終成果入選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這一切說明董先生在這一領域已經站在學術的前沿。8


  董先生的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是其多年中國文學史理論研究的延伸與發展,經歷了一個艱苦探索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受西方敘事學理論啟示,董先生對中國文學的敘事問題產生興趣,相繼發表《唐代新樂府和詩歌敘事藝術的發展——兼及中國文學史上一種現象的討論》與《論中國敘事文學的演變軌?!妨狡畚?,9開始審視各類文體中的敘事因素,并對神話歷史化、文學敘事能力向歷史領域轉移、“史貴于文”傳統觀念確立等問題進行過分析。90年代完成專著《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圍繞敘事觀念與方式的歷史演變論證了古代小說由孕育到文體獨立的內在原因、內涵、表現特征,并深刻揭示了唐傳奇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里程碑意義及對后世的重大影響。[14]從此書我們不難發現董先生有關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思路。比如按文學作品與“事”之關系的遠近,提出“含事”、“詠事”、“述事”和“演事”的概念并作了辨析,強調一切文學活動從來就離不開“事”,文學是現實生活(即各種事)的主客觀呈現;將敘事作為人的一種本質力量進行闡釋,目的則是從哲學的高度肯定敘事行為存在的必然性與重要性。這些可視為董先生敘事傳統研究的前期理論準備。此外,文學發展規律的闡發,文學史的整體觀照,新方法的采用,理論形態的追求,這些也無一例外在以后的研究中延續下來。


  接著,董先生花費近十年的時間,主持完成了《中國文學史學史》與《文學史學原理研究》兩個國家社科項目的研究成果,確立了文學史學這一學科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獨立地位。文學史學研究的宗旨是檢視“中國古代處于潛學科時期種種關于文學史的觀念和近百年來中國文學史學科的發展歷程”,并“從文學史層面上升到文學史學原理高度”,[15]力求“從理論上對文學史學科作出總結,提出要求,對各色成果提出科學的批評,努力探討和解決文學史研究中帶規律性、傾向性的諸種問題,使理論與實踐真正地相互推動和促進”。[16]正是在對文學史的材料梳理與理論總結的過程中,董先生注意到了中國文學史的貫穿線(或者說是文學傳統)問題。再結合當代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董先生開始反思學術界流行的“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抒情傳統”觀點的偏頗之處,他嘗試論證中國文學傳統并非只有抒情一端,而是抒情與敘事并存,兩者此起彼伏,互有消長,共同推動中國文學向前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董先生的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其實是文學史學研究的自然延伸,因為對中國文學貫穿線的種種認識實際上是對文學史規律的深刻把握,兩者的學術理路與取徑并無二致。


  董先生對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首先選擇從抒情文學的主要體裁詩、詞入手?!獨釕桃男鶚路治觥范怨系氖闈槭死釕桃璧男鶚孿窒?、所含的敘事成分、所表現的敘事特色等做了一番分析,試圖為李商隱詩的研究,特別是對其藝術表現手段之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可能。[17]《古典詩詞研究的敘事視角》則由個案的分析推及整個詩史,以具體研究實例為據,指出從敘事視角研究古典詩詞的創新性和可行性;繼而立足于生活與文學的根本關系來論證文學創作與“事”不可分割的聯系;再以古代文論由“物感說”向“事感說”演變為印證,具體分析唐詩、宋詞作品,概括出“事在詩詞之內”、“事在詩詞之外”、“詩詞內外皆有事”三種敘事模式;接著又引入西方敘事理論中隱含作者、視點、敘述空間與時間等概念,對“代體詩”及陶淵明、李賀的作品作了深入分析。文章最后指出,不論是“詩意盎然、歌聲繞梁的古典戲劇”,還是“展示人生百態、饒有興寄的古典小說”,抑或“普通家常的私人信箋書札”、“鬧攘嘈雜卻趣味橫生的說唱藝術”,甚至“冠冕堂皇、看似刻板的朝廷詔告公文”,都存在抒情與敘事兩種成分?!白苤?,在中國文學的全部文體、雅俗兩域,在今天能夠見到的一切文學遺產之中,我們都能看到這兩大傳統的互動、交錯、撞擊、摩擦、滲透和融結?!盵18]董先生這篇論文視角與方法都有獨到之處,它擴展了中國文學傳統的研究范圍。


  董先生的《〈后赤壁賦〉是寫夢之作嗎?》指出,蘇軾“有意把記夢與寫實攪渾”,把夢境寫得猶如逼真的“第二自然”,在手法上已經接近于小說;而且“敘述洋溢著豐沛的詩意”,是“一種詩性的敘事”。[19]這是從賦體進行個案分析?!端臻穆汀啡銜侗碇夜郾芬源蘊逍鶚?,使得“史性的碑文變成了有人物、有場面、有對話的演出,使人讀來更富有形象感,也更生動”;蘇軾的其他碑文內容和寫法多樣,在敘事描寫和抒情議論上各具特色,完全可將它們放到中國文學史敘事和抒情兩大傳統的互動關系中分析。[20]這是對應用性文類的個案研究。


  從中國古代文論中總結、提煉敘事思想,為中國文學敘事傳統找到自身的理論支撐也是董先生敘事傳統研究的重點之一。董先生將在古代文論史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三劉”(劉勰、劉知幾、劉熙載)的經典文論著作進行爬梳,嘗試揭示它們所蘊含的敘事思想,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視的觀點。如董先生認為《文心雕龍》文體論中包含著很多與敘事和敘事傳統相關的內容;《宗經》篇中的“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作為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綱領,明確道出文學與情、事的關系,既涉及抒情文學,也涉及敘事文學;《誄碑》、《哀吊》、《史傳》篇所論文體均以寫人、記事為中心;《史傳》篇中劉勰對諸史的評論,對著史之難的論述,反映了其對敘事之法的思考,不失為中國敘事學研究的開端;劉勰對史書某些弊病的批評和對為尊賢隱諱原則的肯定,涉及敘事學上文史之界限的判定,這個理論探究至今仍有世界性的現實意義。[21]董先生的分析,在眾多的《文心雕龍》研究成果中另辟蹊徑,很有啟發意義。10《史通》中《書事》、《人物》、《申左》諸篇,都與文學敘事有著深淺不一的關系,《敘事》一篇更是經典之論。董先生將《史通》的敘事觀總結為三條:對敘事行為的尊崇;對求真原則的強調;以切實、尚簡為敘事文字的高標。并認為這三條是中國文學敘事傳統“源頭部分的主要內容”。劉知幾對古人敘事思維、敘事能力與敘事成就的集中概括,對唐代及之后的敘事文學實踐與理論產生重要影響。[22]作為古典文論的殿軍,《藝概》的內容龐雜,但舉少概多,理論性很強。董先生認為《藝概·詩概》中重要敘事理論有三方面:一是敘事、抒情對舉的概念確認;二是對詠史詩敘事成分的辨析;三是對杜甫、白居易詩敘事的分析?!妒擰貳罷媲械胤從沉斯糯澄穆奐葉暈難鶚碌目捶?,給我們提供了思考中國古代敘事類文學何以較晚發達的思想資料”。[23]


  董先生還認為應將對敘事傳統的探索和敘事學的建設結合起來。中國敘事學必須立足于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基礎之上。只有深入、細致地研究各文體的敘事特征,總結其敘事經驗,才能由特殊到一般,提煉出涵蓋眾文體的通用敘事學,也才能看清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根本特質。而且中國敘事學不應像西方經典敘事學那樣僅論“技”而不論“道”,于技巧、方法不厭其煩,對宗旨、社會功能不甚關心。除了文字的敘事,還要關注活著的敘事——口頭敘事,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盡可能完整、忠實地給予記錄,使之成為可供廣泛、長期研究的文本。若再能與文化人類學、口頭詩學理論相結合,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并加強國際交流,一定可以為揭示文學傳統的形成與演變發展作出特殊貢獻。[24]


  總之,立足于中國文學史實際,堅持對文學史的整體觀照,注重文學史理論的探尋與實踐的運用,這可以看作是董先生中國敘事傳統研究的重要特點。對于中國文學傳統的研究者來說,董先生的工作是一個很好的鋪墊,在這個基礎上,有關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可以順勢而發,更上一層樓。


  四、中國文學表現傳統諸問題的研究前景


  有關中國文學抒情與敘事傳統的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一些成績,但尚處于初步階段,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研究。比如抒情和敘事這兩個概念在不同層面上的含義,就需要仔細辨析。而就深度與廣度而言,敘事傳統研究也無法與抒情傳統研究相提并論。抒情與敘事這兩大傳統在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中如何互動,分別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兩者的形態與演變軌跡如何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闡明和討論。


  抒情與敘事兩大傳統的提法,是從文學表現的基本手段來概括中國文學史的貫穿線,對此,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切入并考察。比如,古人總結《詩經》的表現手法有賦、比、興三種。賦與敘事有很深關系,但是又不完全等同。比、興需借助一定的外物描敘,其目的在于抒寫情志,大體可劃入抒情范疇,但說它完全是、僅僅是抒情,便顯得勉強。實際上,比、興自身有一定獨立性。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手法,就是比、興運用的經典。它可視為一種表現手法,也不妨看作一種闡釋(解讀)的方式,并對后世文學產生巨大影響。那么比、興是否可以視為一種文學傳統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11又比如,文學語言觀念的發展和語言表現方式的演變,本是研究文學表現傳統的題中應有之義,現已有學者將研究推進到這一層次,其前景是相當可觀的。12


  再比如,文學傳統是否僅有抒情、敘事二元?顧農先生由魯迅的雜文聯想到“中國古代散文中還有一個相當鮮明而強大的議論傳統”,只是議論主要存在于古代散文里,所以“不能與敘事、抒情鼎足而三”,只能算是半個傳統,這樣,中國文學就有“兩個半傳統”。[25]顧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必然引發進一步思考和深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散文”(或者說“文”)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概念,它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涵蓋的文體并不一致。僅從駢、散兩分的角度來看,文章只要是散體單行的,均可視為散文,那么,唐宋以來的古文,以及大部分公牘文類,都可囊括其中。而這些文類所包含的作品里,議論和說理確是一種普遍存在,有時甚至占據核心部分。所以如能進一步論證議論、說理作為一種表現手法跟敘事、抒情的關系,議論、說理是否能夠獨立于兩者之外在文學作品中自成一體等等,對中國文學表現方式傳統的分析勢將更加深入細致。


  為全面研究文學表現方式的傳統,我們還需要擴大思考的范圍,多從其他角度來觀察分析。比如,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文學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位置如何,有何本質的規定性?我們的文化傳統與文學的諸特性關系如何,這些關系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是否貫穿始終?再從人與人性的角度來看,文學即人學,文學的演進與人的生活變遷及人性的發展密切相關。以人與人性來觀照文學史,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思路。13文學本身作為一種行為和過程,由感受體悟、構思寫作、傳播閱讀、理解接受等多個環節構成,敘事、抒情的表現方式主要屬于文學創造環節,既然它可以形成一種傳統,那么其他環節是不是也有這種可能呢?比如,有學者指出,中國古典詩學的建構采用的是一種靈活多變的譬喻性話語體系,這種體系既能抒發“意”,又不被“意”所束縛,可稱之為“譬喻性的傳統”。[26]這個譬喻性傳統就是在閱讀與理解環節中形成的。另外,古人一向重視文章的社會教化功能,有“溫柔敦厚”的詩教,有“文以載道”(或“文以貫道”)的訴求,還有“文章合為時而著”的倡導,這可算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能否視為一種傳統呢?又比如,中國文學對于外來文化和文學,從來都持開放態度,歷史上由于同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國文學,包括其抒情、敘事的方式和所占比重曾發生一些重大的變革,產生一系列重要的文學事件和作家作品,那么,如何把這種開放性傳統與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軌跡,包括抒情、敘事傳統的演變聯系起來考察呢?


  總而言之,關于中國文學傳統還有很多重大的問題需要我們慎思明辨,這一研究可謂任重而道遠。概括而言,以下幾個方面似乎尤其需要關注:


  一是如何闡述中國文學傳統的具體內容,并對此種傳統在各種文體中的表現和不同時代文學的影響進行具體的論述。為此,就需要注意前人的相關研究,對這一種文學傳統的相關論述進行全面梳理。


  二是如何在有關中國文學傳統研究的新認識與新成果的基礎上,積極論證重寫中國文學史的必要性,努力嘗試打通古今,以一種新的貫穿線理念考察中國文學史。僅就中國文學表現方式的傳統而言,目前還看不到一種以抒情和敘事傳統交融為基本貫穿線索的文學通史。這是一個遺憾,但也構成對文學史研究者的挑戰。


  三是如何將對文學傳統的考察與當前文學現實相結合,從研究中總結出若干行之有效的經驗,為當代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提供一些既有歷史深度、又有現實價值的可操作性意見。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學傳統才能繼往開來,我們對文學傳統的研究也不至流于書齋中的無謂空談。從目前的文學現狀來看,這項工作顯得尤為迫切。因為當代文學雖然繁榮,但實際上面臨著一個重要瓶頸,就是“不少敘事作品缺乏詩意詩境和思想的升華,許多抒情作品則未能把視線、筆觸更多投向自我以外的客觀世界,未能自覺以宏闊的歷史事件為背景”。[27]在當代作家中,凡是能意識到這一點并努力在創作中將抒情與敘事加以良好結合者,其成就都非同凡響。諾貝爾文學獎新晉得主莫言就是一個顯例。


  四是如何立足本國,放眼世界。研究中國文學的傳統不僅有益于中華民族文化的弘揚,對于建構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學也是有幫助的?!罷嬲庖逕系摹瀾縹難АΦ畢裎頤撬Φ惱飧鍪瀾繅謊蚣嬡薟⑿疃岣歡嗖?,構成‘世界文學’支柱的應該是東西方各主要民族的文學傳統?!盵28]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引進來,而且要走出去。現在的情況是,引進來的內容鋪天蓋地,走出去的成果是寥寥無幾。這種局面,難道我們不應該去努力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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