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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中奖率:《社會翻譯學視閾中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歷時詮釋》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8-12-07 08:27

摘要:

  摘要:本文在社會翻譯學視閾中借鑒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學的“場域”、“慣習”和“資本”等概念與理論,將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萌芽、肇始、興盛、沉寂、復蘇及發展6個階段還原至當時的國際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高度語境化和深度歷史化的方式對其進行“關系主義”解析,以詮釋出不同階段傳譯活動與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共變關系,進而揭示出中國文學在英國近四百年傳譯活動的整體運作軌跡與規律。


  關鍵詞:社會翻譯學;中國文學英譯;場域;慣習;資本;


  1引言


  “社會翻譯學”最初由當代西方翻譯研究學派創始人霍姆斯(J.Holmes)在《翻譯學的名與實》(1972/1988)一書中提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斯密奧尼(D.Simeoni)和赫曼斯(T.Hermans)等西方學者紛紛借鑒布爾迪厄(P.Bourdieu)的反思性社會學理論和盧曼(N.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等開展翻譯研究,社會翻譯學研究在翻譯學經歷的這一“社會學轉向”中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譯學研究范式,并初步成長為翻譯學的一個分支學科(Merkle2008:175)。作為翻譯學一個嶄新的分支學科,社會翻譯學旨在探索社會因素及社會變量與翻譯活動及翻譯產品之間雙向、互動的共變(covariance)關系(王洪濤2011:16)。社會翻譯學在形成過程中,吸納布爾迪厄用于消解主客二元對立的場域(field)①、慣習(habitus)②和資本(capital)③等反思性社會學概念與理論,借鑒其關系主義(relationalism)④方法論,因而較之以往囿于語際轉換規律的語言學研究范式和陷入“文化決定論”的文化研究范式,社會翻譯學的研究范式“從一個更接近翻譯本質屬性的角度觀察和闡釋翻譯活動和譯者與社會、文化、全球化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王悅晨2011:12),進而能夠更加客觀、深入地揭示出翻譯活動在國際社會文化背景下從發生到發展、從傳播到接受的整體運作軌跡、規律與邏輯。


  作為東學西漸的一部分,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活動迄今已近四百年歷史,依據傳譯的規模、水平與整體影響,先后經歷萌芽期、肇始期、興盛期、沉寂期、復蘇期和發展期6個階段。對于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國內學者分別主要從海外漢學研究、漢籍外譯研究和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等角度進行考察,并探索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基本史實、主要特征以及英國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接受等問題。然而,雖然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主要發生在向來關注中國文化典籍的漢學場域中,且不少傳譯活動的確有著很多文學性考量,但無論是從單一的海外漢學研究角度,還是純粹的漢籍外譯研究角度,亦或是傳統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角度,都難以將其中的多重動因、多種變量和多維影響考察清楚,因為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活動不僅受英國以及國際漢學、文學、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經濟、宗教和軍事等各個場域的影響并同時反作用于這些場域,而且受制并以某種形式反制于其中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另外還與不同場域中具體的譯者慣習彼此關聯。


  鑒于此,本文擬在社會翻譯學視閾中借鑒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學的“場域”、“慣習”和“資本”等理論,依據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歷史進程,將其6個階段的傳譯活動分別還原到當時整個國際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高度語境化和深度歷史化的方式解析“關系主義”,以詮釋出不同階段傳譯活動與當時社會文化之間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共變關系,進而揭示出中國文學在英國近四百年傳譯活動的整體運作軌跡與規律。


  2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社會翻譯學視閾下的歷時詮釋


  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活動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呈現出“間接傳譯”、“直接英譯”、“系統英譯”、“少量英譯”、“專業英譯”和“新型傳譯”等各種形態,而這些具體形態與當時英國乃至國際社會文化語境中的“漢學場域”、“宗教場域”、“商業場域”和“權利場域”,與充斥于各種場域之中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與在不同場域中凝塑而成的“譯者慣習”等社會文化因素構成多維多向、彼此制約的“共變”關系。


  2.1萌芽期(17世紀初至18世紀中期):漢學場域空缺中的間接傳譯


  縱觀東學西漸史,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活動既沒有規?;囊胝叨游?,也沒有專門性的組織或機構,因此難以形成獨立的場域。事實上,除早期來華傳教士、外交官以及一些來自其他領域兼職譯者的部分譯介活動外,以大學漢學系、漢學研究院或其他相關機構為依托的英國漢學界在其專職工作之余承擔大部分的中國文學英譯工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構成決定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或盛或衰的“漢學場域”。然而,早期中國文學在英國的傳譯活動卻恰恰缺少這樣一個當時已在歐洲大陸發軔的漢學場域,而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相關的宗教場域。


  16世紀早期亨利八世發起的宗教改革,使得英國脫離羅馬天主教建立自己的國教。英國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羅馬天主教會的傳教事業之外,從而遲于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家來華傳教,對于中國的了解也相對較少、較晚,所以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大陸漢學已經發軔之時,英國的漢學研究還處于洪荒階段。因此,對東方抱有濃厚興趣的英國只好借助歐洲其他國家來華傳教士、漢學家的有關中國的譯作、著述和記載來了解中國,而英國在17世紀初至18世紀中期對于中國文學的間接傳譯活動也由此而來。


  作為西方漢學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生前曾留下一部關于中國概況及其在華傳教經歷的意大利語手稿,人稱《利瑪竇札記》。1615年,法國傳教士、漢學家金尼閣(N.Trigault)在德意志出版他用拉丁文翻譯并擴展和潤飾的利瑪竇手稿,被稱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書中涉及中國詩歌、四書五經等中國文學概況的描述,據稱“它對歐洲文學和科學、哲學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響,可能超過任何17世紀的歷史著述”(利瑪竇金尼閣1983:31-32)。由于該書用歐洲知識界廣泛流行的拉丁語刊行,因此出版后廣受歡迎。1625年,在英國出現一個英文摘譯本,被收入《普察斯朝圣者叢書》之中(同上:29-30)。這雖是一個簡單的摘譯本,卻標志著英國對于中國文學的譯介由此開始萌生。1735年,法國神甫杜赫德(J.DuHalde)根據來華傳教士們提供的資料編撰了一部《中華帝國全志》,其中收錄有《詩經》數首、《古今奇觀》數篇以及法國來華傳教士、漢學家馬若瑟(J.dePremare)于1731年法譯的中國元曲《趙氏孤兒》,而英國很快就出現該書的兩部轉譯本:布魯克斯(R.Brookes)節譯本(1736,書名改稱《中國通史》)和凱夫(E.Cave)全譯本(1738-1744);1762年,英國又出現柏西(T.Percy)選輯出版的《中國雜文選編》,其中載有對凱夫譯本潤飾而成的《趙氏孤兒》新譯本(馬祖毅任榮珍1997:222-23)。至此,英國便擁有轉譯自法語的3個《趙氏孤兒》譯本。就這樣,由于缺少漢學場域及對中國文學有研究的漢學家,英國早期對于中國文學的傳譯便處于這樣一種從歐洲其他國家漢學家譯作那里間接轉譯的萌芽狀態。


  2.2肇始期(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初):經濟資本刺激下的直接英譯


  18世紀中期以后,英國進入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對于經濟資本的追逐使其迫切需要打開中國市場。19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鴉片銷售到中國,同時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絲綢,兩國之間的商業往來日益頻繁。由于中英兩國語言截然不同,英國所有對華貿易都須依靠翻譯來完成,因此“正是商業發展的需要促使英國開始關注起中國的語言和文化”(Chen,Hsiao1967:1)。1825年,英國商人邀請當時著名的漢學家馬禮遜(R.Morrison)在商業中心倫敦開設具有漢學教育前身意味的倫敦東方學院(LondonOrientalInstitution),進行漢語教學(同上:2)。雖然3年后這一具有英國漢學教育前身意味的機構隨著馬禮遜動身趕往廣東而關閉,它卻成為英國商業場域促進其漢學場域形成的一個有趣例證。在此背景下,英國拉開中國文學直接英譯的大幕。


  1761年,柏西發表英譯本《好逑傳》(HauKiouChoaan),該譯本譯自中國明末清初的長篇俠義愛情小說《俠義風月傳》。1774年,該書再版時,柏西在前言中指出譯稿出自英國商人魏金森(J.Wilkinson)之手。魏金森供職于東印度公司,曾在廣州居住多年,譯稿是他學習漢語時的翻譯練習,共4冊,前3冊為英文,末一冊為葡萄牙文,其漢語教師可能為葡萄牙的來華傳教士(馬祖毅任榮珍1997:224-225)。柏西將英譯稿進行潤飾,同時將葡文譯稿譯成英文,于是形成英國第一部直接從漢語翻譯成英文的中國古典小說。因此,如果說利瑪竇和馬若瑟最初對于中國文學的翻譯主要出于傳教目的,那么魏金森翻譯中國古典小說的直接目的則是“將其作為學習漢語的一種練習”(St.André2003:42),而其最終目的顯然并不僅限于此。鑒于魏金森當時供職于東印度公司的駐華機構,沈安德(J.St.André)指出其翻譯動機不是“單純的”,認為其翻譯是一種帶有“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和“商業主義”性質的行為(同上:46)。不難理解,他此處所謂“商業主義”指魏金森進行翻譯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為在商業場域中更好地獲取經濟資本。


  然而,這一時期英國東方學家瓊斯爵士(SirW.Jones)對于《詩經》片段的直接翻譯則是個例外。1770年,瓊斯爵士讀到拉丁文譯著《中國哲學家孔子》,通過《大學》部分接觸到《詩經》片段,深受感動,于是找來巴黎皇家圖書館所藏的《詩經》漢語原本仔細研究,然后對照著柏應理等人的譯作將《衛風·淇奧》第一節重譯成拉丁文,十多年后又將其譯成英文。另外他還將《周南·桃夭》和《小雅·節南山》各一節譯成英文(張弘1992:58-59)。馬祖毅和任榮珍指出,與耶穌會士的翻譯不同,瓊斯并沒有將《詩經》視為“經”,而是把它當成文學作品意義上的“詩”來進行翻譯(馬祖毅任榮珍1997:226)。誠然如此,瓊斯對于《詩經》的英譯別具深義。


  2.3興盛期(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漢學場域確立后的系統英譯


  19世紀初以后,中英之間的商業往來更為頻繁,而此后爆發的兩次鴉片戰爭更是使得中國國門被迫向英國敞開,大批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涌入中國。1854年中英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以后(Chen,Hsiao1967:3),許多英國外交官也來到中國,其中兼具學者身份的就有四十余人。由此一來,在經濟資本和傳教事業的推動下,尤其是在具有支配地位的國家“權利場域”的影響下,英國的漢學場域開始逐漸形成。


  1837年,倫敦大學授予基德(S.Kidd)漢學教授一職,其繼任者分別為齊玉堂和霍爾特(H.F.Holt)、比爾(S.Beal)等;8年后,史丹頓又在國王學院設立漢學教席,費爾森(J.Fearson)、薩默爾斯(J.Sammers)和道格拉斯(R.Douglas)等先后擔任該教席(同上:2-4)。1876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教席,首任教授為理雅各(J.Legge)。1888年,劍橋大學也設立漢學教席,首位教授為威妥瑪(T.Wade)。1906年,英國財政部任命雷伊勛爵(L.Reay)為主席,成立一專門委員會開展調查,以提高漢學研究;經過調查,該委員會于1909年在報告中提議倫敦大學成立東方學院(只是該學院遲至1916年成立,后改稱亞非學院)(同上:6)。至此,英國的漢學場域便由小到大、由點到面地正式確立起來。


  隨著漢學場域的逐漸確立,英國對于中國文學的英譯也走向興盛,而尤其以漢學3大星座———理雅各、德庇時(J.Davis)和翟理斯(H.Giles)———對于中國文學的系統英譯為突出代表。理雅各早年曾任香港英華書院校長,并在港居住達三十余年,自1841年起開始系統地研究和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1861年至1872年,理雅各將其在王瑫和洪仁玕等協助下英譯而成的5卷本《中國經典》(TheChineseClassics)先后出版,其中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詩經》和《春秋左傳》。返回英國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后,他在《東方圣書集》(SacredBooksoftheEast)中以6卷的篇幅出版其英譯的《詩經》(與宗教有關的部分)、《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和《莊子》等中國典籍。德庇時曾在中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對中國文學的英譯涉及詩歌、戲劇和小說等多個方面。他是中國唐詩英譯的先行者,1829年他在倫敦出版的《漢文詩解》一書中包含杜甫的《春夜喜雨》和王涯的《送春詞》等詩歌的英譯,而其戲劇方面的翻譯有1817年在倫敦約翰·默里公司出版的《老生兒:中國戲劇》和1829年通過倫敦東方翻譯基金會出版的《漢宮秋:中國悲劇》(馬祖毅任榮珍1997:240,271)。另外,他的《中國小說選》(1822)收錄《三與樓》、《合影樓》和《奪錦樓》等小說的英譯,同時還在1829年以更加尊重原作的態度重譯《好逑傳》。翟理斯早年曾在中國擔任英國駐華外交官,回國后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他對中國文學的英譯十分廣泛,從詩歌到散文、從神話故事到佛教傳記均有涉及。他翻譯的《聊齋志異》(1880)被多次再版,深受西方讀者歡迎。翟理斯在中國文學英譯方面做出的最大貢獻當屬他編譯的兩卷本《中國文學瑰寶》(1883/1922,1898/1922),其中收錄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著名詩作和散文的英譯。此外,他撰寫的《中國文學史》(1901)也收錄多種體裁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片段。


  較之先前,英國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英譯呈現出系統、全面而深入的特色,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則要歸功于其漢學場域的確立。在英國漢學研究進入高等學府、漢學場域逐漸形成的背景下,漢學研究從原先依附的傳教、經商和外交等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走向專業化、專門化和世俗化的學問(Girardot2002:123)。漢學家們的研究在時間、經費和出版渠道等方面有充分的保障,從而極大促進其對于中國文學的全面研究和系統英譯。以理雅各為例,其在牛津漢學教席的設立在經濟資本意義上得到倫敦涉華商界的巨額經費支持(同上:163),另外其后期對于《易經》和《莊子》等幾部中國典籍的英譯和出版則直接得益于繆勒(M.Müller)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東方圣書集”項目,而正是由于繆勒將理雅各英譯的中國典籍引入西方主流文化場域的生產和流通環節,漢學意義上的東方學“在西方學術話語圈中取得學科性的認可”(同上:142)。


  2.4沉寂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譯者慣習影響下的少量英譯


  20世紀初至中期,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英國的漢學研究受到很大沖擊,加之第一代漢學家已逐漸淡出歷史,自身嚴重削弱的漢學場域難以再對中國文學的譯介活動提供有效支撐,因此英國對于中國文學的翻譯在整體數量和規模上都出現明顯下降,而與先前的興盛期相比,更是陷入某種沉寂。在此背景下,漢學家韋利(A.Waley)卻在中國文學英譯方面取得驕人成就,究其原因,則是與韋利本身在漢學場域中形成而又反作用于漢學場域的個人“慣習”息息相關。


  韋利1907年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學習,專業為古典文學。作為著名教授迪肯森(G.Dickinson)和摩爾(G.Moore)的學生,韋利深受兩位學者仰慕東方古代文明的影響,萌生致力于東方文化研究的愿望,因此于1913年應聘進入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任館員(馬祖毅任榮珍1997:229)。出于工作需要,開始自學漢語,研讀漢學書籍,并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深造,而后來更是到該院授課,對中國古典詩歌和古典文學產生濃厚興趣,決意將其譯介給英國讀者,從而走上英譯中國古典詩歌和古典文學的道路。其對中國文學的英譯作品主要包括《漢詩一百七十首》(1918)、《詩經》(1937)、《論語》(1938)、《猴王》(《西游記》,1942)、《中國詩歌》(1946)和《敦煌歌謠與故事選集》(1960)等以及散見于各種期刊雜志的大量中國詩歌英譯作品??曬蟮氖?,韋利的譯作質量上乘,深受英國讀者喜愛,并且在英語文學界產生良好的影響?!杜=蠐⒂鋟胛難У級痢芬皇槎暈だ蘭酆芨擼骸笆率瞪?,韋利是唯一將其中國文學英譯作品在眾多普通讀者中間流傳開來的譯者,這足以證明其文學才華橫溢、翻譯方法得當”(France2000:225)。而《不列顛百科全書》在介紹韋利的詞條中也說,“他優秀的東方古典著作英譯作品對葉芝和E.龐德等現代詩人有深刻影響”(不列顛百科全書1999:65)。韋利能在英國對于中國文學譯介處于相對沉寂的這一歷史時期脫穎而出,究其根本,除去其文學天賦突出的因素,大概與其在漢學場域中形成的樂于并善于研究、翻譯中國文學的個人“慣習”有關,因為“慣習”不僅是環境和社會的產物,而且“具有改造自然,變革社會的潛在功能”(趙一凡2009:751)。


  當然,除韋利外,這一歷史時期還有翟理斯之子翟林奈(L.Giles)對于《論語》和《孟子》等作品的少量英譯以及其他譯者對于中國文學作品的零星英譯。


  2.5復蘇期(20世紀中期至20世紀末):漢學場域恢復中的專業英譯


  二戰以后,英國政府逐漸意識到其在中國問題及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存在的認知缺失曾在其戰時帶來很多困難,因此戰后英國政府對于漢學研究的態度發生轉變:“從先前的輕視變成積極地開展調研,而從總體上來說,學生對于中國研究的興趣更濃,主修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多”(Chen,Hsiao1967:10-11)。在這種背景下,英國的漢學教育很快復蘇和發展:牛津和劍橋開設可以授予榮譽(優秀)學士學位的漢學課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增設關于中國哲學、歷史和藝術等領域的講師職位;除此之外,1952年杜倫大學設立漢學講師職位,1963年利茲大學開設中文系,1965年愛丁堡大學成立中文系。這樣一來,受兩次世界大戰影響的英國漢學場域逐漸恢復起來,而一直棲身于其中的中國文學英譯活動也慢慢活躍起來,雖然就翻譯規模和譯者人數而言,這一時期難以與先前的興盛期相比,但在具體的翻譯水準和研究層次上卻愈發專業。在當時規模并不甚大的譯者隊伍中,霍克斯(D.Hawkes)堪稱翹楚。


  霍克斯1945年至1947年在牛津大學研讀中文,1948年至1951年作為研究生在北京大學深造。返回牛津后,他以《楚辭》為題完成其博士論文,并于1959年發表包含《楚辭》英譯的專著《楚辭:南方之歌———中國古代詩歌選》,同年起擔任牛津大學中文系教授。1971年,霍克斯辭去牛津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教職,全心投入《紅樓夢》的英譯。經過10年的深入研究和精心翻譯,霍克斯將《紅樓夢》前80回譯成英文,先后分3卷列入著名的“企鵝經典叢書”出版。作為少數在中國高等學府深造過的英國漢學家之一,霍克斯對于紅學有很深的造詣,因此其《紅樓夢》英譯水平堪稱專業而精湛。由于《紅樓夢》原書存在著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等多個版本,霍克斯沒有簡單地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版本,而是在不同版本之間斟酌,選擇自己認為足以構成最佳故事的東西,自行組織一個特殊的本子作為源語文本,而這樣一來,“差不多每一個不同版本之間的選擇都要求譯者解決一連串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小說的作者情況及其發展演變,評注者身份的確定,早期編訂者的可信程度和他們的版本性質等”(張弘1992:267-68)。由此,霍克斯《紅樓夢》英譯的專業水準可見一斑。在他的指導下,《紅樓夢》后40回由漢學家閔福德(J.Minfold)英譯完成,并于1982年和1986年作為后兩卷在“企鵝經典叢書”出版。至此,西方世界第一部《紅樓夢》英文全譯本誕生。值得一提的是,這部《紅樓夢》英譯本借助企鵝出版社的平臺,真正進入西方主流文化場域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成為中國文學作品英譯的成功典范。


  另外,該時期著名漢學家葛瑞漢(A.Graham)英譯的《列子》(1960)、《晚唐詩選》(1965)、《莊子》(1981/1986)和白之(C.Birch)在話本小說研究基礎上英譯的《明代短篇小說選》(1958)等都顯示出很高專業水準。


  2.6發展期(20世紀末至今):漢學場域變革中的新型傳譯


  20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的持續上升,作為新型漢學的“中國研究”(ChineseStudies)正在海外蓬勃興起。與向來致力于中國古典研究的傳統漢學(sinology)不同,“中國研究”關注當代中國問題,側重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國際關系,其中也包括當代中國的文化和文學。在此背景下,英國的漢學場域也在經歷著同樣的變革:除從事“中國研究”的新型漢學外,傳統漢學在繼續研究古漢語以及中國古典文學、歷史與文化典籍的同時也開始關注起中國當代文學,而在這種變革中成長起來的英國新一代漢學家洛菲爾(J.Lovell)也由此成為中國當代文學英譯的杰出代表。


  洛菲爾,中文名為藍詩玲,畢業于劍橋大學中文系,后又獲現當代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探討中國作家的諾貝爾獎情結。博士畢業后,洛菲爾曾在劍橋講授中國歷史和文學,現在倫敦大學任教。2003年,她將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譯成英文出版,2007年又將朱文的《我愛美元》譯成英文出版。2008年,洛菲爾將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翻譯成英文出版,2013年她又將朱文的8篇小說譯成英文,取名《媒人、學徒及足球迷》。最值得稱道的是,洛菲爾翻譯的《色戒》和《阿Q正傳和其他中國故事》被納入“企鵝經典叢書”出版,在英國乃至整個英語文學界產生廣泛影響。


  事實上,作為西方主流出版商的英國企鵝出版社,一直是中國文學與文化在英國乃至英語國家翻譯和傳播的重要平臺。近年來,列入“企鵝經典叢書”出版的中國典籍英譯作品還包括《山海經》(1999)、《大學與中庸》(2004)、《孟子》(2005)和《聊齋志異》(2006)等。2008年,企鵝出版社同時在倫敦和紐約推出由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Goldblatt)英譯的《狼圖騰》,獲得巨大成功。2011年,企鵝出版集團在中國的子公司購買《北妹》、《公務員筆記》和《血罪》3部小說的版權,開啟每年出版5至8本中國題材小說(英文版)的計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英國與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之間在語言、文化和學術研究等領域的相互貫通,加之當前文化場域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程,中國文學作品在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的英譯本也同樣在英國傳播開來。比如,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英譯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巴金、莫言、蕭紅、蘇童、賈平凹、阿來、張潔和王朔等人的作品在英國廣泛傳播并產生一定影響。


  3結束語


  社會翻譯學旨在探索翻譯與社會之間雙向互動、復雜多樣的“共變”關系,以克服語言學研究范式囿于語際轉換規律的客觀主義不足,同時規避文化研究范式“文化決定論”的主觀主義的缺陷,而致力于消解主客二元對立的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學理論于是便成為社會翻譯學的重要理論來源。鑒于此,本文在社會翻譯學的視閾中,揭示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活動從萌芽期的“間接傳譯”推進到肇始期的“直接英譯”,進而躍升至興盛期的“系統英譯”,然后消退為沉寂期的“少量英譯”,繼而演進至復蘇期的“專業英譯”,直至衍化為發展期的“新型傳譯”的整體運作軌跡與規律。


  盡管就整體而言,中國文學的主要方面在英國都得到翻譯和介紹。然而,就中國文學在英國傳播與接受的效果而言,我們卻不得不保持清醒的認識。不久前,筆者曾以“中國文學英譯作品的傳播與接受”為題,在牛津大學人文社科專業的師生中開展過問卷調查,初步的統計結果難以令人樂觀。僅以《紅樓夢》的霍克斯譯本、《紅樓夢》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水滸傳》的賽珍珠譯本和《紅高粱》的葛浩文譯本4部英譯作品的接受效果為例,調查結果顯示:真正讀過上述譯作的讀者分別僅占調查讀者總數的8%、4%、0%和6%,而這為數不多的讀者基本上又都來自原本就熟悉中國文學的漢學專業師生。由此不難推斷出中國文學英譯作品在英國普通讀者中間傳播和接受的整體現況。從社會翻譯學的角度來看,這其中的原因不僅與譯者采取的英譯策略相關,更與英國讀者在其自身所處的各種場域中形成的個人慣習相關,與各種資本支配下中國文學英譯作品在英國乃至整個英語國家文化場域的生產、流通及消費狀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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