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 核心期刊 > 哲學與人文科學 > 中國文學 > 建國后中國文學的英語外譯作品及其傳播效果研究正文

江苏十一选五推荐预测:《建國后中國文學的英語外譯作品及其傳播效果研究》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8-12-07 08:22

摘要:

  摘要:1949年以后中國文學英語對外譯作傳播效果不盡如人意。首先,在世界文學空間中,處在邊緣區域的中國文學很容易被中心區域的讀者忽略;其次,中國文學空間的自治程度影響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空間的地位;最后,中國文學作品在外譯時沒有處理好“本土性”和“普適性”的關系。因此,中國文學要“走出去”,一方面要繼續加強同其它民族文化的交流,讓更多的譯入國讀者了解并逐漸熟悉中國文學;另一方面要吸引國外優秀的翻譯人才加入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行列。惟其如此,中國文學才能在世界文學空間贏得更多的文學資本。


  關鍵詞:世界文學空間;傳播;中國文學作品英語外譯;


  當今世界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而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影響力。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在《中國現代化報告2009———文化現代化研究》中依據2005年世界各國的相關指標數據,認為中國的文化影響力指數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居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之后,這與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影響力是不相稱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這一戰略構想就是在此種背景下提出的。文學是文化的載體,中國文學在傳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英語外譯作品的傳播效果并不理想。


  一、1949年后中國文學作品英語外譯的總體情況回顧及其傳播效果分析


  盡管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是近年提出的,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實踐始于20世紀50年代。以《中國文學》雜志、“熊貓叢書”和“大中華文庫”為主要載體,相關部門組織了一批國內外翻譯家(外國翻譯家占少數)翻譯了大批中國文學作品,但這些作品在國外傳播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們深思。首先讓我們回顧1949年以來中國文學作品英語外譯的總體情況。


  建國初,國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狀況知之甚少。鑒于此,時任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局長的洪深倡議創辦《中國文學》雜志,這一倡議得到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支持。1950年剛從英國回來的葉君健受命負責籌辦該雜志。1951年,《中國文學》英文版誕生,1964年,法文版問世?!噸泄難А酚閃講糠幟諶葑槌桑何難Ш鴕帳?,以文學為主。文學部分刊載了自《詩經》以來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文,但以魯迅之后的當代文學作品為主。此外,該雜志還刊載一些選自國內報刊和書籍的文藝評論。雜志起初為年刊,1954年改為季刊,1958年改為雙月刊,1959年改為月刊。由當時的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擔任主編,實際工作則由副主編葉君健負責。1986年中國文學出版社成立,負責《中國文學》雜志英文、法文版的出版與發行。1998-2000年中國文學出版社與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中英、中法兩種文字對照本的《中國文學》雜志。2001年由于種種原因中國文學出版社被撤銷,《中國文學》雜志也隨之???。


  20世紀80年代初,受朗文出版集團公司“企鵝叢書”的啟發,《中國文學》主編楊憲益提出了出版“熊貓叢書”的設想(以熊貓為叢書標記),隨后這一設想付諸實施?!靶苊ù允欏苯噸泄難А芬芽毓?、但還未單獨出版的中國文學譯作結集出版,后來又增加了新譯的作品。叢書主要出版中國文學的英文和法文譯作,也有少量的德文和日文等語言的譯作。翻譯出版了《詩經全譯本》、《漢魏六朝詩文選》、《唐代傳奇選》、《明清詩文選》等作品,包括陶淵明、王維、蒲松齡、魯迅、沈從文、賈平凹、扎西達娃等70余位作家的作品。2000年底中國文學出版社被撤銷,“熊貓叢書”的出版也告一段落。2009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前夕,外文局決定將“熊貓叢書”重新整合包裝出版,由外文社成立專門項目組,精心策劃,最后選擇了其中影響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現當代作家作品作為第一輯出版,首批英譯了40位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


  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該項目1995年啟動,時間跨度為先秦至近代,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軍事、科技等內容?!段目狻費≡窳酥泄澄幕罹嘰硇緣木渲?,主要的文學作品包括:《儒林外史》(全3冊)、《牡丹亭》(全2冊)、《西廂記》、《陶淵明集》、《楚辭》、《漢魏六朝詩三百首》(全2冊)、《紅樓夢》(全6冊)、《西游記》(全6冊)、《水滸傳》(全5冊)、《三國演義》(全5冊)等作品,包含各類典籍51種,總計92冊。


  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最終目是向譯入國讀者推介中國文學,使他們熟悉并了解中國文學,以此來提高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力,但傳播效果如何呢?


  《中國文學》雜志出版590期,“熊貓叢書”出版190多種,介紹作家、藝術家二千多人次,翻譯中國文學作品3200篇。但《中國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國外讀者越來越少,其最初的發行量為3000多萬冊,20世紀90年代發行量連續下跌,1995年發行量僅為535.4萬余冊。2001年《中國文學》停止發行,此后幾乎無人問津。[1]“熊貓叢書”的傳播效果也不盡如人意。據耿強統計,英美兩國的很多圖書館對“熊貓叢書”的收藏積極性不高。美國國會圖書館只收藏了1998年以前的部分“熊貓叢書”;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館藏的2000年以后的“熊貓叢書”只有3部;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和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沒有收藏2000年以后的“熊貓叢書”;牛津和劍橋大學圖書館館藏的2000年以后的“熊貓叢書”也只有2部。[2]“大中華文庫”也受到了冷遇,據謝天振先生的說法,“大中華文庫”近百部譯作中只有兩本被英國的一家出版社購買了版權。


  中國文學外譯作品傳播效果不佳的部分原因是譯文質量欠佳。金介甫在評價20世紀90年代初的“熊貓叢書”時指出,該叢書部分譯文質量低劣,有隨意刪減的現象,不是文學翻譯。如對鄭義和劉恒作品的翻譯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是為了適應電影劇本的長度和情節需要。[3]


  但《中國文學》、“熊貓叢書”和“大中華文庫”的翻譯隊伍中不乏一流的翻譯家,如楊憲益、戴乃迭、楊絳、傅雷等,他們具有很高的語言造詣,譯文質量很高。然而譯本在西方社會產生的影響卻不盡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思。在此,筆者試從卡薩諾瓦的世界文學空間理論分析中國文學外譯作品傳播效果不佳的深層原因。


  二、1949年后中國文學英語外譯作品傳播效果欠佳的深層原因


  在其1999年的著作《文學的世界共和國》(LaRépubliquemondialedeslettres)中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Casanova)提出了世界文學空間理論(worldliteraryspace),指出世界文學空間由中心和邊緣(或半邊緣)構成。歐美等強勢國文學處于空間的中心,它們確立的標準被認為具有普世性價值;弱勢國文學處在邊緣或半邊緣地帶,很難進入中心區域。她還認為自16世紀以來世界文學形成了半自治的“共和國”,它并不完全依賴政治和歷史,有自身的權力關系結構。處于中心區域的文學空間自治程度較高,可以確立自己的法則,對政治的依賴程度較小,在世界文學空間中占有更多的文學資本;處于邊緣和半邊緣區域的文學空間自治程度較低,對政治的依賴程度較高,所占有的文學資本非常稀少,因而也處于劣勢地位。世界文學是“一”,但并不平等。她的理論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世界文學空間中的權力結構,從某種程度上能揭示中國文學外譯作品在譯入國受到冷遇的深層原因。


  首先,中國文學外譯作品受到譯入國讀者冷遇的第一個原因是世界文學體系的不平等性。如前所述,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最終目的是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尤其向英法美等發達國家介紹中國文學),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學,擴大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究其實質,這一愿望旨在使處于世界文學空間邊緣的中國文學進入中心區域并獲得其認同和肯定。在卡薩諾瓦看來,世界文學空間充滿著競爭,各民族的文學都在為獲得最大的文學資本而奮斗。翻譯是處于邊緣的文學空間進入中心文學空間的重要手段,也是世界文學空間中民族文學競爭的主要武器(獎勵和課程設置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翻譯,我國大學中文系的外國文學類課程所涉及的文學作品大多是翻譯文學作品)。從這個角度來說,通過對外翻譯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這一策略抓住了世界文學空間競爭的關鍵。但世界文學空間是不平等的,各民族文學空間的地位并不相同?!啊切┳鈐緗胛難Ь赫∮虻拿褡?,它們的民族經典也被視為世界經典。歐洲自16世紀以來的文學地圖不能僅僅被視為文學信仰獲文學觀念延伸的結果……它也是文學空間結構不平等的結果,民族文學空間中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結果?!貝υ詒咴檔鬧泄難Ш苣巖鶉嗣塹淖⒁?,因為評判文學的標準是由處于支配地位的文學空間確立的,這些標準往往被理所當然地賦予了普世性價值。阿普特(EmilyApter)在論述評述卡薩諾瓦的世界文學空間理論時也指出:


  獎勵、翻譯以及學術課程的合并———這些形式的認可都被視為對選定作家及文作品普適性確認的途徑。因為歐洲(尤其是法國)在普適的世界文學中被認為占有重要的地位,故而,卡薩諾瓦式的敘事才會流行,它有助于確立標準,而標準是符號資本得以評價和分配的依據。西方與非西方民族不平等的競爭意味著“小”文學———即,那些歐洲之外的文學或用少數民族語言寫成的文學作品———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由于這些作品被翻譯和進入文學網絡的機會更少,非都市文學在“文學的世界共和國”中往往被囿于邊緣化的地位。


  中國文學邊緣化的地位使中國作家(尤其是近現代作家)在追逐世界聲譽時面臨重重困難。經過數百年的積淀,西方世界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作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逐漸為讀者所了解。從筆者搜集到的資料來看,英語世界翻譯了很多中國古典詩詞,粗略統計有近百本譯作。他們對中國近現代作家,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作家的了解程度遠不如古代作家?!靶苊ù允欏敝猩婕暗降鬧泄難?,以近現代文學為主,涉及到魯迅、茅盾、巴金等作家,除少數作家在西方文學界有零星的研究外,大多數作家被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了,對普通讀者而言這些作家就更陌生了。在評論張潔的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時,李歐梵指出,盡管英美某些高??枇酥泄貝難Э緯?,但讀者的偏見使他們無法深入了解這些作品。[4]


  中國文學外譯中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文學的自治程度??ㄈ低呷銜斫馕難瀾繚誦謝頻墓丶淺腥掀潯囈?、資本、途徑和交流方式?!拔難У氖瀾綣埠凸釁湓俗鞣絞?,即文學經濟。它產生了等級,形成了諸種形式的暴力。最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歷史……”。文學世界和政治經濟世界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她用“自治”(autonomy)一詞表示文學空間的獨立性,自治程度較高的文學世界往往可以確立自己的標準和法則,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不一定和政治緊密相關。


  而中國文學的自治程度向來較低,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近現代以來的文學尤其如此。傳統文學的文化特征之一是作家的官吏化,“作家”并非一個獨立的群體,他們與“官吏”往往是一體的。即使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未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爸泄難А?、“熊貓叢書”和“大中華文庫”是政府作為文學翻譯贊助人而實施的文學外譯行為,在文本和作家的選擇上或明或暗地受意識形態的操控,某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符的作品,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還有“國統區文學”的部分優秀作品并未列入其中。有些作品中的政治價值判斷居于文學審美之上,文學水準欠佳,無法喚起譯入國讀者的審美體驗;另一方面,這些作品與政治的緊密聯系也超出了譯入國讀者的生活體驗,他們很難理解這類作品所宣揚的主題。例如,《中國文學》“文革”期間只能以刊發毛澤東詩詞、魯迅作品、樣板戲等作品為主,還有報刊社論和革命回憶錄,文學成了政治的傳聲筒,政治標準取代了文學審美,文學的自治度降到最低,完全依附于政治,過分膠著于當下的現實,對譯入國讀者而言,這樣的作品難以理解。當時,一名叫德懷特的澳大利亞讀者在來信中對《中國文學》刊發的文章做出了如下評價:“也許你會放棄閱讀《中國文學》,并且再不碰它了。有一段時間它的基調很乏味。短篇小說看起來千篇一律,只是名字不同,人物是用紙版刻出來的僵化木偶人———完美無缺的干部農民與一無是處的走資派相對抗?!盵5]


  鄧滕克教授在論述這一問題時認為在西方,包括著名學者在內的一些人覺得1949-1976年間的中國文學毫無價值,因為它們具有“宣傳”屬性。對他們而言,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不能算作文學。[6]其背后的潛臺詞是這類文學作品沒有藝術性,不值得一讀?!啊褡邐難Э占湓謔瀾縹難Э占渲械牡匚蝗【鲇諂湎嘍緣淖災緯潭?,而這種地位又決定了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學空間所獲得的文學資本……”。


  所以,中國文學作品在外譯時必需要考慮譯入國讀者的期待視野,即翻譯的作品有沒有人閱讀、能不能被讀者所接受的問題。謝天振特別強調“譯入”與“譯出”的差異問題,他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時“不光要考慮怎么譯的問題,譯得正確,譯得好,還要考慮譯出去以后有沒有人看的問題,能不能被人接受的問題,能不能產生影響的問題……”。


  第三,世界文學空間中普適性與本土性之間的張力也是中國文學作品英語外譯面臨的一個難題。如前所述,處于中心區域的文學空間所確立的標準被認為具有普適價值,相應地,處于邊緣和半邊緣文學空間的文學的本土性就很容易被忽略,成為中心區域讀者無法理解的東西。歌德所提倡的世界文學時代早已來臨,似乎也實現了,但其實早已遠離了歌德的初衷。在歌德的世界文學理想中,各民族文學會保持自己的個性,但世界文學空間的權力結構卻使弱勢民族文學的本土性逐漸喪失,強勢文學空間確立的文學法則(即普適價值)也成了衡量邊緣和半邊緣文學空間的標準,剝離這些作品的具體歷史文化語境并對其加以簡單地評判。正如邁克爾·鄧寧(MichaelDenning)在討論世界小說的概念時指出的:


  如同“世界音樂”一樣,“世界小說”是一個無法令人信服的范疇。若它真正指向業已變化的小說風貌,它就是一種市場手段,它使特色鮮明的區域傳統和語言傳統喪失而淪為單一的、具有全球性的“世界節拍”,與之相伴的便是魔幻現實主義審美的全球化。和被它所取代的現代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樣,這個術語只是一個空洞、精心打造的所指而已。


  若我們將鄧寧的上述觀點延伸,我們可以說世界文學空間的權力斗爭使特色鮮明的區域傳統和語言傳統喪失而淪為單一的“普適性”模式。例如,英語在當今世界的成功有助于世界文學的理想的實現,成為世界各地的作家都可以采用的創作語言,但這也意味著它會壓制用其它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湮滅其它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的本土特色。


  “大中華文庫”的目的是“系統、準確地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翻譯成外文,編輯出版,介紹給全世界”。將蘊含中國文化精髓的文學作品通過翻譯的方式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譯入國讀者當然是他們了解中華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但就目前的現狀而言,譯入國讀者不可能毫無障礙地閱讀此類作品。忠實準確的翻譯更能體現中國作品的本土文化特征,但中國本土文化的語境和價值能否被理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中心區域文學空間的讀者(尤其是英美國家的讀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自己的文學具有普適性,會不自覺地用自己的民族文學所確立的準則衡量處于世界文學空間邊緣的中國文學,忽略中國文學的獨特之美。在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時,他們更希望從中國文學作品中體驗到西方文學作品提供給他們的審美經驗和生活經驗,對中國文學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語境他們知之甚少,缺乏理解中國文學作品的“前結構”,很容易誤讀并貶低中國文學作品。戴乃迭曾指出,在英國讀者眼中,賈寶玉有女人氣和自卑感,患狂郁癥。只有了解他生活的那個令人壓抑的社會后,我們才能準確地評價他。[7]世界文學空間的不平等性注定了在大多數情況下處在中心區域的英美法等文學會向處于邊緣地位的中國文學空間傳播,而中國文學卻很少有機會進入英美法等處于中心地位的文學空間。早在20世紀50年代,奧爾巴赫就曾指出:


  歐洲文化長久以來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內部相互關系,充分意識到自身的價值,因此還保留著個性。然而,甚至在這些民族文化中,均等化過程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迅猛地發展。簡言之,標準化無所不在。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集中表現為歐美或俄國布爾什維克模式;不管在我們看來二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相比于伊斯蘭、印度和中國傳統的基礎模式,這些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人類能經得起如此迅猛的集中化過程———對這一過程人類精神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那么,人就必須習慣生存在一個標準化的世界上,習慣于一種單一的文學文化,只有少數幾種甚或惟一一種文學語言。那么世界文學的概念也就同時既得以實現又被毀壞了。


  葛浩文將《紅高粱》中的這句話:“我曾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領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8]譯作:“IhadlearnedtoloveNortheastGaomiTownshipwithallmyheart,andtohateitwithunbridledfury.Ididn’trealizeuntilI’dgrownupthatNortheastGaomiTownshipiseasilythemostbeautifulandmostrepulsive…”[9]


  只有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歷史語境中才能理解“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句話蘊含的反諷意味。但對英語讀者而言,他們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更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和敘事者對高密東北鄉情感態度的必然聯系。所以,葛浩文在翻譯時考慮到了讀者的生活體驗,有意刪除了這句話,而它背后獨特的文革歷史語境也就被省略了。


  所以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很多中國文學作品都和中國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有密切聯,而它們對譯入國讀者來說非常陌生,無法在閱讀過程中引起共鳴,激發他們的審美體驗,也導致了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的銷量不佳。在將中國文學作品外譯時必需考慮本土性和普適性之間的張力,力求在二者之間達成最大的折衷和妥協,既不能忽略中國文學的特殊價值也必需考慮讀者的接受度,尋求他們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三、中國文學如何譯介,怎么才能走出去


  中國文學要“走出去”,翻譯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但它不單單是譯者外語水平的問題。誠如謝天振先生注意到的,“譯入”和“譯出”是有差異的。處于世界文學空間邊緣的中國文學外譯是弱勢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空間中心區域的努力,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譯者語言水平是中國文學外譯作品傳播關鍵,只要解決了語言問題,中國文學必然會走向世界,會被世界文學空間中心區域的讀者所接受和認同。中國文學在“譯出”時必需考慮譯入國讀者的期待視野,考量他們對中國文學的認知水平,考慮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體系中的地位和文學的普適價值問題,否則只會浪費和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所獲甚少。


  筆者以為,在中國文學怎么譯介,如何才能“走出去”這一問題上不能操之過急。一方面繼續通過“孔子學院”、對外漢語教學等途徑加強中國文化同世界其它各國文化的交流,以平等、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對待異質文化,不能強行灌輸,在文化交流中潛移默化地增加國外讀者的中國文學審美體驗,提高他們“前結構”中的中國文學知識儲備。近年來,海外漢語學習者人數不斷增加。數據顯示,截止2010年,美國有4000多所,英國有5200多所,澳大利亞有1500多所,泰國有1000多所中小學開設了漢語課。美國有超過16萬人學習漢語,法國約有4.6萬人在學習漢語,澳大利亞有12萬人在學習漢語,泰國有超過50萬人在學習漢語。國家漢辦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學院約有300多所,孔子課堂約為300多個?;褂欣醋?0多個國家的約260個機構已提交了建立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的申請。截止2010年,孔子課堂和孔子學院開設的漢語課達1萬個班次,30多萬人成為注冊學員。這無疑是提升中國文化及文學影響力的良好機會,我們必須抓住這一機遇,通過相互交流,逐步有效地向世界各國傳播中國文化。


  另一方面,中國文學的譯介可通過政府資助并吸引國外的杰出翻譯家參與中國文學的外譯。但在文本的選擇上要給予譯者一定的自由。許淵沖先生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要比翟理斯、韋利、龐德、王紅公等人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更貼近原文。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紅樓夢》要比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更為準確,但上述英語本土譯者翻譯的作品影響更大。所以,就傳播的有效性而言,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既能保持較高水準又能被外國讀者所接受的譯本幾乎都出自譯入國的翻譯家之手,葛浩文是最典型的例子。葛浩文先后翻譯了賈平凹的《浮躁》、莫言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師傅越來越幽默》、《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劉恒的《黑的雪》、《蒼河白日夢》、馬波的《血色黃昏》、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古華的《貞女》、巴金的《第四病室》、阿來的《塵埃落定》、春樹的《北京娃娃》、蕭紅的《染布匠的女兒》、畢飛宇的《青衣》、《玉米》、姜戎的《狼圖騰》和張煒的《古船》等20多位作家的40余部作品。葛浩文所譯賈平凹的《浮躁》曾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這些事實都說明:盡管外國譯者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理解沒有本國譯者的理解那么準確透徹,但其譯本更能贏得譯入國讀者的認可。世界文學空間的不平等是我們所面臨的現實,不能苛求外國譯者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理解達到本國譯者的水平,因為文學翻譯本身就是跨文化的旅行,除了文學空間的不平等性、自治程度以及普適性和本土性的張力外,文化的不可通約性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文學翻譯中就難免產生種種誤讀、變異和文化信息的損失,必須以包容之心去看待他們的譯本,肯定他們對中國文學的傳播做出的貢獻。


  四、結語


  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無疑給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一目標實現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西方對中國的了解遠遠不如中國對西方社會的了解,加之對中國的長期偏見和巨大的語言文化差異,中國文學真正要“走出去”還需要數代人長期的努力。翻譯家袁莉認為,就目前的現狀而言,我們不宜大力宣傳并強力灌輸所謂的“文化名片”,因為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接受是由其文化處境決定的,也受到自我認識的影響。他們觀察中國文學的起點是自我式的。只有以寬容和開放的態度對待中國文學的譯作,我們才能有更多的機會被對方發現并與之對話,也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

核心期刊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