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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苏十一选五开奖:法院司法解釋權再思考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5-10-31 14:37

摘要:

中國學術雜志網提供:法院司法解釋權再思考有關雜志投稿須知、欄目設置、收錄情況和司法制度論文論文發表范例

許多司法解釋是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重要經濟政策的結果,或者是對政策的直接轉化或補充細化[7](P62—63)。從表1選取的近十年間的幾個司法解釋與中共中央、國務院政策之間的關系來看,貫徹、執行公共政策是目的,創制規范性法律文件只是形式和手段。盡管這種列舉有很大局限性,但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司法解釋與政策之間的密切聯系是很明顯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可能有一些自由空間,甚至個別時候還可能對法律和政策作一些補漏,但尚不足以改變其公共政策執行者的地位,所謂“公共政策創制者”或“立法者”更多是學者對最高人民法院地位的期待或誤解。法律是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案件并積累了豐富的法律適用經驗的情況下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經常參與其中,不僅熟悉法律內容,也清楚法律尚不能解決但現實存在的大量案件和問題,制定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公共政策執行者對法律進行的細化或補充,故不能僵化地認為是侵犯立法權。

一、申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7條看創造性司法解釋①的正當性

綜觀郭文及其他批評者論著及觀點,主要針對的是規范性司法解釋或稱抽象司法解釋中具有創制性的一部分,即對法律進行填補漏洞或適應社會發展進行擴充解釋的司法解釋。對此,支持司法解釋者從法律文本中尋找司法解釋權的合法性依據②,或者從歷史合理性尋找其正當性根據③。本文認為,真正理解創制性司法解釋的正當性,須從憲法文本出發,結合憲法實踐,考量最高人民法院的應然和實然憲制功能、考察最高司法權內涵和世界司法制度的發展趨勢。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7條蘊含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創造性司法解釋權,它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據此,最高人民法院首先是審判機關,依法行使審判權,而審判權“在其權力空間中必然包含著解釋法律及作出必要判斷的權力”[8],這是立法的抽象性、法律語言的開放性所決定的。同時,審判權的行使過程也是服從法律和創造法律的辯證過程,亦即“服從法律必須是創造過程中的服從,而創造法律必須是服從過程中的創造”[9]。故可以認為,創造性司法解釋權是審判權的應有內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127條,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主體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法官個人,因此各級人民法院進行創造性司法解釋,不違背憲法精神。但是,中國法院數量龐大,如果各級人民法院都行使法律解釋權,無法保障法制的統一。西方國家有法官獨立和判例法兩大法寶,而中國現有司法體制決定了只能由“最高”審判機關集中行使創造性司法解釋權,將下級法院的法律解釋權限定在很小的范圍內。因此,從憲法文本規定和實施文本的現實需要來看,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創造性司法解釋,有其正當性。從更深層次看,不斷完善法律、逐步發展法律,是實現人民意志的重要路徑,在這個層面上,立法者和司法者有相同的憲政責任或義務。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創制性司法解釋,補充、完善和發展法律,也是實現人民意志和保障人民利益的有效途徑。

(二)創制性司法解釋,有利于實現最高人民法院的憲制功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7條,最高人民法院的憲制功能表現在兩方面:首先作為政治權力機關,有完善法律、發展法律功能,一般稱為政治功能;其次作為最高審判機關,有監督法律統一適用的功能,一般稱為司法功能④。創造性司法解釋對這兩種功能的實現非常有助益。首先,最高層級的司法機構執行類似立法的政治功能,已成多數國家普遍存在之事實[10](P104)。最高人民法院高層對此也早有共識,認為法院可以“通過填補法律漏洞或發揮造法功能以干預社會生活”[11](P36)。在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創制性司法解釋補充和發展法律,“使法律在立法機關未來得及補充或修改之前,得以不斷地展現其可能具有的意義,機變地解決各式各樣的新問題,從而適應和推動社會變革”[10](P103)。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重要的司法功能在于保障法制的統一,但實現這一功能面臨著諸多困難:一是地方法院的人事和財政受制于各級政府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政府對法院的實質影響力遠超最高人民法院①;二是兩審終審制度決定了絕大多數案件在地方就得到最終裁決,最高人民法院很難通過上訴審進行經常性的監督;三是判例制度的缺失②決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不能對全國法院產生實質影響;四是立法政出多門、沖突不斷,法院在適用法律時無所適從;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既不能聽任每一個法官任意地解釋這些原則性綱領性的法律條文;也不能等待立法來逐一填補所有的法律空白、并將每一項程序規則完善起來;同時也不可能把每一個存在法律適用難題的案件都送交最高法院審理或批示,那么,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司法統一,規范性司法解釋(包括創制性解釋)恰好是最佳選擇;相對于立法而言,司法解釋的錯誤成本要低得多;從司法實踐和經驗中可以獲得最好的反思機會和信息;修改司法解釋的程序要便捷得多”[12]??杉?,創造性司法解釋的存在,不是主觀設計的產物,而是上述種種客觀現實多重作用下的必然產物,不僅是歷史合理的,也是現實必要的。

(三)創造性司法解釋,屬于最高司法權范疇,符合世界司法制度的發展趨勢。最高司法權是否包含創造性權力?答案是肯定的??茉緹吐壑ち慫痙ɑ匭惺勾叢煨勻Φ惱斃?,認為“即使在憲法明文規定分權原則時,立法職能———同一職能,而不是兩個不同職能———也是分配給幾個機關的,不過只給予其中之一以‘立法’機關的名義,這一機關絕沒有創造一般規范的壟斷地位”③。在實踐中,各個國家,無論承認與否,司法權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著一定的“創造性權力”。通過法官“造法”,或通過“抽象司法行為”來制定程序規則、證據規則[13]。從最高司法權的權力體系來看,其主要涵括審判性權力、立法性權力和管理性權力及其運作模式,而最高法院的立法性權力主要指法律形成權和規則制定權;從世界范圍內最高法院的改革和發展趨勢來看,“最高法院在判例形成、法制統一、司法政策形成等‘抽象司法行為’的宏觀層面功能得以彰顯”[13]??杉?,司法機關行使一定立法性權力并非意味著司法權就變為立法權。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創制性司法解釋活動對法律漏洞適當填補、對與社會現實嚴重不符而無法適用的法律條文進行符合社會公共價值的創新性解釋,也不能斷然認為是超越了司法權的范圍。

二、共識:司法解釋權的合理行使

本文不同意郭文關于司法解釋權異化為立法權的觀點,認為創制性司法解釋具有正當性,但對于郭文關于司法解釋過程中出現不合理現象的觀點是贊同的。比如,實體性解釋比例過大;針對整部法律進行解釋過多;個別創制性解釋不能很好把握社會價值,產生了負面效果;地方法院制定司法解釋現象沒有遏制住,破壞了司法解釋體制、損害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權威;司法解釋過程開始受到利益群體的影響;等等。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必然會影響司法解釋作用的發揮,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未來的憲政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第一,通過修憲或憲法解釋,明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權的憲法地位。憲法是國家權力配置的最高規范,司法解釋權一直無憲法依據,是司法解釋活動頻受質疑的根本原因。故此,筆者建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72條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改為“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行使最高審判權,并對審判過程中適用法律問題進行解釋”。也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該條款進行解釋,從“最高審判機關”中解釋出司法解釋權。如此,司法解釋權合憲性和合法性問題就一并解決了,也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權威的樹立及其憲政地位的提高。第二,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憲法實施監督機關,如果能夠按照筆者建議將司法解釋權在憲法中或通過憲法解釋加以明確,全國人大常委會自然有權監督;即使不能,根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監督法》和《司法解釋備案審查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司法解釋也有權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監督。但現實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權沒有能夠經常、有效的行使,這就需要擁有監督提案權的機關或組織積極啟動監督程序,防止全國人大常委會怠于行使監督權;全國人大代表也應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怠于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進行監督,防止全國人大常委會“習慣性的懶惰”。第三,減少創制性司法解釋中的不必要失誤。創制性司法解釋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對嚴重滯后的個別法律條款進行適當發展,這需要對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及對社會公共價值的準確把握以及對社會利益的合理平衡,稍有差錯就可能損害相關人利益,甚至違背法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關于醫療侵權行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本來是為了解決實踐中大量出現的醫患糾紛案件中患者取證難、權利無法獲得?;さ奈侍?,但醫院為了減少風險加大檢查力度,甚至增加許多沒有必要的檢查項目,致使患者的醫療成本大幅上升,損害了廣大患者的利益,招致了眾多批評。因此,必須提升創制性司法解釋的解釋技術,減少不必要失誤和錯誤。第四,避免利益群體對司法解釋的影響。司法解釋特別是規范性司法解釋制定過程中,相關利益群體進行游說、施壓,試圖影響司法解釋的現象已經不是個案。最高人民法院面臨著利益群體或集團的壓力,如果不能正當處置,就可能陷于高度風險之中,成為某些利益群體的代言人,這必然會對司法公正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形象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必須杜絕法官和利益群體私下接觸,抵制各種權力的干預。此外,還要減少針對整部法律的解釋,側重對一類問題的專門解釋;減少實體性問題的解釋,增加對程序性問題的解釋;加強對地方法院制定司法解釋行為的規制,增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權威;在司法解釋中減少政策性語言,注重政策的法律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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