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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几点结束:拉斯克基礎醫學獎成果性質變遷探析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9-11-13 07:58

摘要:

  楊中楷,王雪瑩,高霞 ?。ù罅砉ご笱Э蒲ав肟萍脊芾硌芯克遅ISE實驗室,遼寧大連116023)  摘要:以2016年拉斯克獎的“顛倒”現象作為研究緣起,梳理70年來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得主的專利數據,基于統計結果進行解讀,探索拉斯克基礎醫學獎成果性質的變遷軌跡。研究發現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得主中專利持有者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意味著他們所開展的科學研究已不再是純基礎研究,是居于基礎向應用端轉化中間階...

  楊中楷,王雪瑩,高霞


 ?。ù罅砉ご笱Э蒲ав肟萍脊芾硌芯克遅ISE實驗室,遼寧大連116023)


  摘要:以2016年拉斯克獎的“顛倒”現象作為研究緣起,梳理70年來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得主的專利數據,基于統計結果進行解讀,探索拉斯克基礎醫學獎成果性質的變遷軌跡。研究發現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得主中專利持有者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意味著他們所開展的科學研究已不再是純基礎研究,是居于基礎向應用端轉化中間階段的成果形式。這一變遷與轉化醫學的發展軌跡有著一致性,是技術科學中介與橋梁作用的體現?;詿?,我國應盡快在科研經費投入和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方面做出調整。


  關鍵詞:拉斯克基礎醫學獎;轉化醫學;技術科學


  1研究背景


  2016年的拉斯克基礎醫學獎,頒給了3位臨床醫生(WilliamKaelinJr、PeterRatcliffe和GreggLSemenaz)。他們的研究揭示了人體和大多數動物的細胞對氧耐受的感應機制,使得人類可以清楚地了解了人和生物依賴氧氣的基本原理。臨床醫學獎則分別頒給了3位基礎科學家(RalfF.w.Bartenschlager、CharlerIce和MichaelSofia)。他們的突出貢獻是揭示了丙肝病毒的致病機理,并以此開發特效藥,治愈了丙肝患者。


  臨床醫生獲得基礎醫學獎,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家獲得臨床醫學獎。針對此情況,美國霍華德醫學研究院副院長卡羅爾(SeanB.Carroll)確定地指出:拉斯克醫學獎的宗旨就是獎勵那些轉化醫學研究的成功案例。這展現出現代醫學突飛猛進的一個基本機制:基礎和臨床研究的水乳交融[1]。臨床問題給基礎研究提出了方向,基礎研究給臨床療效注入了活力,基礎研究與臨床研究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以基礎醫學獎為例,3位得主的研究成果雖然被歸入到了基礎醫學獎的范疇,但他們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經申請并獲得了發明專利,在解釋氧耐受機制的基礎上提供了用于預防和治療缺氧相關病癥的方法。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研究成果已經推進到基礎醫學和臨床研究的中間階段,很難再將其歸入純基礎研究的范疇,所以,根本問題并不是得獎者身份的“顛倒”,本質上是獲獎成果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對于上述現象,除了在科學網等網絡媒體上有所討論之外,并未更多地引起對其中所蘊含的科技發展規律的關注。普賴斯曾經指出:科學學就是“科學、技術、醫學等等的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運籌學及其他”[2]。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指出“醫學學”(以“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等為分支學科)應作為科學學的一個大的分支[3]??杉?,醫學本來是科學學的重要研究領域,醫學科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也應該成為科學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但幾十年過去,科學學界對醫學的研究多數集中在醫學領域的文獻計量分析等外圍研究層面,較少地能夠站在科學學的高度,探尋醫學領域的歷史發展規律和動因,這是科學學研究中對醫學科學研究的缺位和不足。


  基于上述理論與現實的需求,本文意欲從科學學的研究視角出發,基于對拉斯克獲獎成果的性質考察,探尋基礎—臨床“水乳交融”現象的歷史淵源,發現其背后的演化動力,解釋和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趨勢,為我國“轉化醫學”的發展提供決策參考和對策建議。


  2研究思路與數據來源


  2.1研究思路


  艾伯特·拉斯克獎(AlbertLasker)是美國最具聲望的生物醫學獎,于1946年設立,分為基礎醫學獎、臨床醫學獎和公眾服務獎。主要獎勵那些在理解、診斷、預防、治療甚至治愈某些重大的非常難以治療和致死的疾病方面取得突出貢獻的科學家、醫生和公共服務人員,素有“諾貝爾獎風向標”之稱。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分離思想的影響,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之間也存在著明確的界限,但是近年來,許多基礎科學家所做的工作,很難將其明顯地歸為基礎研究的范疇。除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案例之外,其他類似案例也比比皆是。諾獎得主山中伸彌就是經典范例[4],山中伸彌和他的學生將Oct3/4、Sox2、c-Myc和Klf4這四種轉錄因子引入小鼠胚胎或皮膚纖維母細胞,誘導其發生轉化,獲得了iPS干細胞。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同時努力地將iPS研究推向臨床應用,并申請了大量的發明專利。上述科學家的研究并不單純地屬于基礎科學范疇,也很難將其歸為臨床醫學范疇,這些研究具備著基礎和臨床中間階段的屬性。


  受此啟發,我們可以對拉斯克基礎醫學獎的得主所獲得的專利情況進行考察,從成果性質變化的角度考察基礎醫學向臨床醫學轉化的趨勢。我們假設基礎醫學的主要成果應該是科學論文為主,但如果一段時間內基礎醫學獎得主的專利獲取量達到一定程度,則可以結合具體情況對獎項成果的性質進行判斷分析[5]。


  2.2數據來源與處理方法


  專利數據來源于美國專利商標局數據庫,之所以選擇美國專利商標局數據庫作為檢索對象,是因為美國作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和專利制度最完備的國家,是重大發明最重要的申請目的國之一。美國專利數據庫的數據可以追溯到1790年,這也是其他各國數據庫所達不到的。如檢索不到美國專利,則求其次檢索歐洲專利數據庫。因此,表中的數據只是可檢索到專利數據的最低數量,雖不完備但基本可滿足研究要求。專利與獲獎研究的相關性判定依據為專利說明書中是否出現獲獎研究的關鍵詞,如沒有出現該關鍵詞則判定為不相關專利,如包含該關鍵詞則綜合考量其說明書摘要、發明人機構以及該關鍵詞出現頻次進行判定。專利數據均以授權時間為基準,如同一獲獎者擁有多項專利,則取授權時間最早的專利作為判據。


  3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得主的專利數據


  拉斯克獎從1946年設立至今已逾70年,獲獎者眾多,為便于分析,我們分三個階段展現基礎醫學獎得主的專利情況。表1為1946—1966年間獲獎者的專利情況,共有44位獲獎者,其中有9位可檢索到專利,約占該階段總獲獎人數的20%。1948年的獲獎者迪維尼奧(VincentduVigneaud)和瓦克斯曼(SelmanA.Waksman)分別于1951年和1945年取得關于青霉胺和放射菌素的專利;1954年獲獎的艾伯特(AlbertSzent-Gyorgyi)于1957年獲得專利“核苷多磷酸的合成”;1955年獲獎的林克于1949年獲取專利“4-羥基香豆素的合成”,為血液凝固、血栓治療做出了貢獻;1958年獲獎的普科(TheodorePuck)于1993年獲得專利“區分正常細胞與癌細胞的方法”,斯科冉姆(GerhardSchramm)于1961年獲得首項關于核苷酸制備的專利,并于1967年獲得美國專利;1960年的獲獎者盧斯卡(ErnstRuska)和赫利爾(JamesHillier)分別于1942年和1943年獲得顯微鏡相關的美國專利;1964年因研究DNA與癌癥病毒間聯系獲獎的杜爾貝克,于1986年獲得了名為“具有重組表面蛋白的病毒”的專利。


  表11946—1966年獲獎者專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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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為1967—1996年間獲獎者的專利情況,在這30年間共有65名獲獎者,其中32位可檢索到專利,約占該階段總獲獎人數的49%。1968年的獲獎者科拉納(H.GobindKhorana)于1957年取得專利“核苷多磷酸的合成”;1971年由于對遺傳學的卓越貢獻獲獎的本則爾(SeymourBenzer)和布雷內(SydneyBrenner)分別于1997年和2002年獲得專利;1974年獲獎的斯皮格爾曼(SolSpiegelman)于1983年獲得專利,特明(HowardM.Temin)于1987年取得專利;1975年的獲獎者吉爾曼(RogerC.L.Guillemin)和沙利(AndrewV.Schally)分別于1981年和2008年獲得有關生長抑素的專利,同年由于對創立免疫病毒學的卓越貢獻而獲獎的迪克森(FrankJ.Dixon)在1982年獲得了專利;1977年的獲獎者貝里斯特羅姆(K.SuneD.Bergstr?m)、薩米爾松(BengtSamuelsson)和文(JohnR.Vane)分別于1962年、2002年和1980年獲取了與前列腺素相關的專利;1979年獲獎的吉爾伯特(WalterGilbert)在1982年獲取了關于DNA快速測序的首項美國專利;1980年的獲獎者伯耶(HerbertW.Boyer)和科恩(StanleyN.Cohen)在同年取得了關于重組DNA方法的專利;1982年因鑒定并闡明了癌基因蛋白產物的功能特性獲獎的艾瑞克森(RaymondL.Erikson)于2002年獲得首項相關美國專利,同年獲獎的花房(HidesaburoHanafusa)和高盧(RobertC.Gallo)分別于1995年和1997年取得專利;1983年獲獎者坎德爾(EricR.Kandel)于2000年獲得了關于一種測量神經元退化方法的專利;1984年米爾斯坦(CesarMilstein)于2012年取得與獲獎研究相關的專利;1985年的獲獎者布朗(MichaelS.Brown)和戈爾斯坦(JosephL.Goldstein),于1988年共同獲得專利“對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的檢測的方法和組合物”;1986年的獲獎者科恩(StanleyCohen)于1976年取得首項關于表皮生長因子的專利;1987年的獲獎者利德(PhilipLeder)和利根川進(SusumuTonegawa)分別于1985年與1987年取得專利;1988年的獲獎者切赫(ThomasR.Cech)于1993年取得專利“單鏈DNA的位點特異性裂解”,夏普(PhillipA.Sharp)于1987年取得專利;1989年獲獎者克雷布斯(EdwinG.Krebs)和西冢泰富(YasutomiNishizuka)分別于1997年和1993年獲得關于蛋白激酶的專利;1994年的獲獎者普魯西納(StanleyB.Prusiner)于1996年取得關于測定轉基因動物朊病毒方法的專利;1995年的獲獎者尤南(EmilR.Unanue)于1991年取得了關于增強肽免疫原性的專利,同年斯楚敏戈(JackL.Strominger)也取得了相關專利;1996年的獲獎者穆拉德(FeridMurad)于1995年獲得專利,闡述了EDRF和NO的關系。


  表21967—1996年獲獎者專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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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為1997—2016年間獲獎者專利情況,在這20年間共有45名獲獎者,其中32名可檢索到專利,約占該階段總獲獎人數的73%。1997年塔什(MarkPtashne)因發現了調節蛋白控制基因轉錄的機理獲獎,于1989年取得專利;1999年的獲獎者麥克凱農(RoderickMacKinnon)于2003年取得有關通道蛋白的專利,西爾(BertilHille)于2014年取得專利;2000年的獲獎者西坎諾瓦(AaronCiechanover)、赫什克(AvramHershko)和瓦沙斯基(AlexanderVarshavsky)分別于1995年、2001年和1996年取得與泛素蛋白相關的專利;2001年的獲獎者卡派克(MarioCapecchi)、伊文斯(MartinEvans)和史密斯(OliverSmithies)分別于1995年、2002年和1995年取得專利;2002年的獲獎者魯斯曼(JamesRothman)于2003年取得專利;2003年的獲獎者洛德(RobertRoeder)于2001年取得專利;2004年獲獎者皮埃爾·尚邦(PierreChambon)、羅納德·伊萬斯(RonaldEvans)分別于2003年和2002年取得了關于核激素受體的專利;2006年獲獎者伊麗莎白·布萊克本(ElizabethBlackburn)和卡羅爾·格雷德(CarolGreider)分別于1997年和1999年取得有關端粒酶研究的專利;2007年獲獎者拉弗爾·斯坦曼于1997年獲得關于樹突狀細胞研究的專利;2008年因microRNA獲獎的布魯斯.Ruvkun(GaryB.Ruvkun)和鮑爾庫(DavidC.Baulcombe)分別于2006年和2002年取得專利;2009年的獲獎者山中伸彌于2005年取得有關細胞核重編程的專利;2010年因發現瘦素獲獎的科爾曼(DouglasColeman)和弗里德曼(JeffreyM.Friedman)分別于1985年和2006年取得與該研究相關的專利;2011年的獲獎者哈特爾(FranzUlrichHartl)和亞瑟(ArthurL.Horwich)分別于1998年和1995年取得首項與蛋白質折疊機制研究相關的專利;2012年的獲獎者斯普迪赫(JamesSpudich)和韋爾(RonaldVale)分別于2007年和2002年獲得與細胞骨架馬達蛋白研究相關的專利;2013年的獲獎者施勒(RichardH.Scheller)于1997年取得與獲獎研究有關聯的專利;2013年的獲獎者托馬斯(ThomasC.Sudhof)于2008年取得與神經遞質相關的專利;2014年獲獎者和俊森(KazutoshiMori)和彼得沃爾特(PeterWalter)分別于2003年和2014年取得與未折疊蛋白反應相關的專利;2015年因發現DNA損傷反應獲獎的埃利奇(StephenJ.Elledge)同年取得專利;2016年的獲獎者雷克利夫(PeterJ.Ratcliffe)和西門扎(GreggL.Semenza)分別于2004年和1999年取得專利,同年獲獎的威廉.凱林(WilliamG.Kaelin,Jr.)于2005年獲得專利。


  表31997—2016年獲獎者專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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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專利數據的解讀與啟示


  4.1專利數據的歷史趨勢


  從總量上看,在1946—2016的71年間,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共有154位獲獎者,其中有73位獲獎者可檢索到與獲獎研究相關的專利,可檢索到專利的人數幾乎占據了總獲獎人數的一半。從獲獎成果的角度來看,僅有24年的獲獎成果未形成專利。在這73名可檢索到專利的獲獎者中,有29名為2000年以后的獲獎者,這意味著近年來大部分基礎醫學獎獲得者都擁有相關專利。


  為清晰觀察起見,繪制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得主70年間的專利持有分布圖。圖1為1946—2016年間擁有專利的拉斯克基礎醫學獎獲得者占比情況。橫軸為時間軸,以10年為一個區間。縱軸為占比數據,統計單位時間區間內擁有專利者占該區間內獲獎者總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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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擁有專利的獲獎者占比情況


  從圖1可以看出,擁有專利的獲獎者比率呈增長趨勢,在1946—1956年間僅有四名獲獎者擁有專利,至1957—1966年間,這個比例增加到23%。及至1967年前后,專利擁有者比例躍升,之后較為平緩發展,一直持續到1996年前后。自1997年左右開始,專利擁有者比例再次有一個躍升,2007—2016這十年間擁有專利的獲獎者比例已達77%??梢耘卸?,越來越多的拉斯克基礎醫學獎獲得者擁有專利,且該趨勢正在不斷顯現。


  4.2專利數據的分期解讀


  從圖1來看,從專利數據可以將基礎醫學獎成果大致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期:


  第一階段是1946—1966年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臨床研究)基本是分離的?;⊙芯靠蒲Ъ易齔隹蒲Х⑾?,以科學論文的形式進行發表。從事應用研究的接續基礎研究的工作,在基礎研究所產出的發現和理論的基礎上開展工作,將基礎研究成果向應用端推進。如1960年獲獎的威爾金斯、沃森和克里克,他們做出了劃時代的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從而引發了分子生物學的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臨床醫學的發展。


  第二階段是1967—1996年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出現了結合的趨勢?;⊙芯靠蒲Ъ易齔隹蒲Х⑾趾?,不再滿足于以科學論文的形式進行發表,而是繼續向前推進,探索將基礎科學成果向臨床端轉化的途徑。這時候他們的成果已經不能再歸于純基礎研究的范疇,而是居于基礎研究向臨床研究過渡的中間階段。如1994年的得獎者普魯西納和他的同事成功從患病的倉鼠腦中鑒定出“脘病毒”,緊接著就發明出測定轉基因動物“脘病毒”的方法并迅速獲得了發明專利。


  第三階段是1976—2016年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界限逐漸模糊。從事基礎研究的不再單純是基礎科學家,許多原本從事臨床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從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入手,將視野推進到基礎研究端,從源頭上探索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2016年的三位得主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大多數得獎者則是繼續從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出發,不斷向臨床試驗推進,正如山中伸彌一直所做的那樣。


  4.3轉化醫學視角的解釋


  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medicine)源自20世紀90年代的轉化研究(translationalresearch)一詞。1968年有學者提出了“bench-bedsideinterface”[6](實驗室與臨床相交互的研究模式)的概念,1992年,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神經科醫生Choi再次引出“benchtobedside”的概念,即從實驗室研究到臨床應用,1994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的Morrow正式提出“translationalresearch”[7],隨后1996年Geraghty首次在柳葉刀雜志提出“translationalmedicine”的概念,2003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Elias.Zerhouni在Science雜志上全面闡述了轉化醫學的概念,其典型含義是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有效的臨床治療手段,強調由實驗室到病床旁的連接,通常稱之為“從實驗臺到病床旁”[8]。


  轉化醫學的提出一方面源于當年NIH所面臨的社會壓力,20世紀末NIH每年的研究經費高達200多億美元,然而,大量高水平論文的發表和新技術的發明并沒有使人們的健康狀況得到顯著改善;另一方面,自199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至2003年測序完成,盡管生物醫學領域積累了大量的遺傳信息數據,但測序結果并不能很快應用于醫療實踐,因此,NIH正式提出了轉化醫學的概念,旨在讓基礎知識向臨床治療轉化,促進健康水平的提升,這也恰恰與拉斯克獎的宗旨不謀而合。


  正如前文所述,拉斯克獎的宗旨就是獎勵那些成功轉化的案例?;詿斯鄣?,為了更直觀的了解轉化醫學的發展,以10年為一個區間,繪制轉化醫學變動趨勢圖(見圖2),并將轉化醫學的發展歷程帶入到(見圖1)專利數據的變動趨勢中,繪制圖3,從圖中可見,自1996年起兩者均處于快速上升態勢,1968年有學者首次提出“bench-bedsideinterface”的概念,1994年“translationalresearch”被正式提出(Morrow),隨后開始逐漸得到關注,從專利占比的曲線中可以看出,專利持有者比例分別在1966年和1996年呈現出階段性增長,與轉化醫學的發展趨勢近似一致,這意味著,轉化醫學的思想不但得到了科學家們的肯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科學家的行為??蒲Ъ頤遣輝俾閿誥佑詿蔥鋁吹哪騁喚詰?,而是力求從一端到另一端,打通從基礎研究到臨床研究的整個鏈條??梢遠隙?,拉斯克獎認同并采用了轉化醫學的評價范式,而這種認同也與整個醫學發展的潮流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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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轉化醫學領域論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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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轉化醫學發展歷程與專利數據變動趨勢的一致性檢驗


  4.4技術科學視角的解釋


  轉化醫學既考慮基本的醫學認識和機理,又關注對一般醫學機制的臨床應用,兼具基礎性和應用性??悸橇俅燦τ玫幕∫窖?,屬于典型的巴斯德象限[9],是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兼顧基本生命機理的臨床研究,即理論導向的應用研究,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并存、結合、互動,正是技術科學的實質[10],這意味著,作為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橋梁的轉化醫學,具有一定的技術科學屬性,或者說轉化醫學是技術科學在醫學領域的直接體現。醫學體系與一般科學體系的對應關系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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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醫學體系與一般科學體系的對應關系


  轉化醫學的技術科學屬性意味著拉斯克基礎醫學獎成果性質的變遷并非醫學領域特有的現象。楊中楷等[5]在考察諾貝爾獎自然科學獎成果時認為諾獎正呈現出技術科學的趨向,同時該文指出,基礎科學的成果形式一般以論文的形式展現,其內容為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為主,而技術科學的成果形式之一就是技術原理以及根據此原理所形成的發明專利(見表5)。


  表4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工程科學的區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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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此邏輯,在當今時代,臨床醫生開始探究生命機理的基本問題;與此同時,基礎醫學科學家也并不止步于發現病毒致病機理,以此作為基石逐步深入到如何預防和治療疾病。他們所從事的研究,都不再是原來傳統分離的基礎和臨床研究。一種是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另一種則是以理論為背景的應用研究,此兩種研究被歸于新巴斯德象限(技術科學象限)。從此,臨床醫生和基礎科學家身份的界限也勢必會越來越模糊,“跨界”得獎的現象也會愈加普遍。畢竟是否得獎只是通過成果的水準和性質來進行判斷,而并非是通過候選者的身份進行遴選分類。


  4.5基礎科學獎成果性質變遷的啟示


  拉斯克基礎醫學獎成果在70年間發生了形式和內容上的變遷。首先,大量的基礎研究成果在不斷地專利化,而且成果的性質越來越難以進行嚴格區分。其次,這種趨勢與轉化醫學的興起與發展存在一致性,并且不單純在醫學界存在,甚至存在于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中,體現出技術科學在原始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鑒于此類研究的中介性和橋梁性,應在科研體制和人才培養方面有所調整:


 ?。?)國家統一規劃。NIH于2006年推行了臨床轉化醫學獎勵計劃(CTSA),已在30多所大學和醫學院建立了轉化醫學中心或臨床轉化科學中心,并于2011年成立國立轉化科學促進中心(NCATS);英國于2007年成立健康研究戰略協調辦公室(OSCHR),同時成立轉化醫學委員會[11]。而我國于2014年才在上海成立首個轉化醫學研究中心,相對而言,缺乏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應在頂層設計上加以重視。(2)促進基礎研究機構與臨床研究團隊的交流合作。鼓勵院、系的研究團隊與醫院間的合作,打破部門壁壘,開展“大科學”研究模式,采取跨學科團隊聯合項目攻關方式進行醫學研究[12]。(3)擴大科研經費投入。NIH每年資助的轉化醫學研究經費達5億美元[13],預計2017年NIH國立轉化科學促進中心的預算達68億美元[14],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轉化醫學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上海)項目投資達10億元(約合1.63億美元),經費投入仍有待加強。(4)加強轉化醫學學科建設。目前國內在轉化醫學學科建設方面更為欠缺,美國在轉化醫學項目基金投入中,拿出16%的基金用于培養轉化醫學研究生,一批轉化醫學博士即將“出爐”。我國醫學院校仍停留在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的劃分上,應打破學科壁壘,培養一批具有基礎研究技能和臨床實踐經驗的雙向人才。


  5結論與展望


  本文基于拉斯克基礎科學獎得主的專利獲得情況,考察了70年間拉斯克基礎科學獎獲獎成果的性質變遷,揭示出基礎科學獎成果從純基礎研究成果演變成為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成果的變化趨勢,展現出基礎科學家在成果轉化過程中身份和角色的變化,指出轉化醫學和技術科學的發展在整個科技戰略體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不足的是,本文囿于篇幅和手段限制,只選取拉斯克基礎醫學獎的數據進行了單向研究,不足以反映轉化醫學雙向轉化乃至多項轉化的整體特征。希望能夠在以后的研究中,從拉斯克臨床醫學獎出發,利用科學論文數據反向探求其源于基礎科學的背景與歷史淵源,更好地為我國轉化醫學的發展提供數據和決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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