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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一选五玩法表:絲綢之路國際法論文

江苏十一选五号码遗漏 www.pypna.com 來源:UC論文網2015-10-31 14:45

摘要:

國際法論文摘要:一、引言這個題目是為了契合本次論壇主題而定的①。論壇要求結合中國法治來談絲綢之路,但我

一、引言

這個題目是為了契合本次論壇主題而定的①。論壇要求結合中國法治來談絲綢之路,但我是教國際法的,只能結合國際法。好在我還帶個“法”字,不管這個法是真的還是假的。今天大家說的絲綢之路,可以視為一種政策,它是以前經常提到的向西開放政策的延伸,來源于中央提出的打造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決策。所以,題目中的絲綢之路,是指絲綢之路政策,今天要談的,是這一政策與國際法的關系。而這一政策又是改革開放的深化,所以,我把改革開放加了進來,以便從更大的背景來思考這一政策與國際法的關系。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法立場、觀點,應適用于絲綢之路政策,只是后者具有某些特殊性而已。此外,我所說的改革開放,主要是指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本身也是一種改革,所以,我用改革開放來表達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作為一個歷史進程,包含許多國內政策、法律及其變化,我不直接涉及這些問題,盡管內政和外交是相通的。總之,今天要談的,屬于中國對外政策與國際法關系的范疇。改革開放是1978年以來我國一直奉行的基本國策。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口號,是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今天來看,這些目標已經大體實現,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改革開放,是將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法治的國家。打造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政策選擇,是中央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基礎上,根據新的國情和國際環境,為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而采取的重大戰略舉措。海上絲綢之路是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部分,從政策及其目的來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所交叉,涉及到如何將一個陸地強國向海洋強國發展的龐大系統工程。我想不碰這個問題,把注意力放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政策比較容易理解,主要就是進一步加強中國與絲綢之路國家的經貿往來。但它又有一些目的,這些目的應該是,第一,確保我國的能源供給;第二,確保我國歐亞大陸通道的便捷及安全;第三,促進我國的產品出口;第四,促進我國的對外投資;第五,增進我國與有關國家的政治互信,消除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確保我國西部一線的和平與安寧。經貿往來是手段,它包含戰略意圖。顯然,這些政策目的也是我們一直努力爭取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向西開放政策的繼續,說大一點,是對外開放政策的延伸。但為什么冠以“絲綢之路”呢?恐怕主要是國情發生了變化,國際關系或環境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要求進一步思考向西開放政策,并且不斷發展這一政策。新的提法反映了背景的變化,特別是政策內涵的深化。此外,這里面還有一個話語的力量。絲綢之路蘊含了和平、友好、通商的意義,不僅能夠形象地反映中國的政策取向,而且能夠更加容易地為絲綢之路各國所廣泛接受。它是具有中國特色并且能夠產生共鳴的政策表達。絲綢之路一詞體現了話語權。那么,國際法能夠為實現絲綢之路的政策目標做些什么?這值得國際法律工作者認真思考。然而,我今天不想就事論事。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方法,也就是說,用什么方法或理論來解釋國際法與國家對外政策的關系,因為方法決定一切。因此,我的重點是方法論,即提出一種能夠比較有效地解釋這種關系的方法。此后,我將運用這一方法簡要分析國際法對改革開放所起的作用,包括對實現絲綢之路戰略意圖可能做出的貢獻,并且談談中國在國際法上面臨的一些挑戰。

二、方法———從政治角度看待法律

我的方法簡單地講,是一種從政治或政策的角度看待法律的方法。它強調政治與法律的互動,認為政治是法律的實質,法律是政治的形式,政治決定法律,法律為政治服務;政治又需要法律,法律是政治有用的工具。這種方法與傳統的實在國際法學(以下簡稱“傳統觀點”)相比,能夠更加有效地解釋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包括國家對外政策的相互作用。傳統觀點認為,國際法是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產生的原則和規則,這些原則和規則調整國家之間的關系,對國家有法律的約束效力①。這種認識有三個密切相關的基本假設:第一,法律原則、規則的內容是確定的;第二,這些原則、規則是客觀的或價值中立的,平等地適用每一個國家;第三,這些原則、規則自動對國家產生約束的效力。然而,從國際關系的現實來看,這三個假設都存在問題。我想用一些實例予以說明。今年九月,在第64屆聯合國大會的一般性辯論中,奧巴馬總統表示,美國要持續空中打擊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組織,美國的理由是反對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以及該組織的暴恐行徑②。這些理由可以找到國際法根據。反恐是國際社會的一致要求,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需要,許多國際文件都有所規定。而該組織的殘忍性,又可以說是違背人類良知,構成反人類等國際罪行。針對美國的說法,俄羅斯外長扎夫羅夫回應道,美國的空中打擊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因為使用武力需要聯合國安理會和有關國家的授權③,在敘利亞境內反恐應有敘利亞政府的參與,打擊恐怖主義也不能背離憲章宗旨④。那么,美國的行為究竟是合法還是非法?在空中打擊問題上究竟什么是國際法?立場不同,對法律的解釋可以完全相反。第二個例子是敘利亞問題。美國等一些國家以巴沙爾政權嚴重侵犯人權為由,轉而支持反對派,并向其提供武器、財務等各方面的幫助⑤。美國的意圖是清晰的,即最終推翻巴沙爾政權,實現敘利亞的政權更迭。美國支持反對派的理由同樣是巴沙爾政權的殘忍性,這種殘忍性嚴重違反尊重人權的原則,并構成國際罪行①,美國的另一個理由是巴沙爾政權支持恐怖主義②。然而,按照國際法院“尼加拉瓜”一案的判決,支持一國反對派的行為,從習慣國際法來看,不僅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而且違反了不干涉原則③。如果我們將美國等國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支持,與美國當年支持尼加拉瓜境內反對派的行為相比,可以發現,前者無論在強度或頻度上都遠超后者。美國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是合法還是非法?什么是這個問題上的國際法?再說一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事情。美國軍機不斷在中國專屬經濟區上空附近進行偵察,美國說我是在國際空域飛行,符合國際法。這貌似成立。但中國也可以反駁說,這種偵察對中國領土主權構成威脅,違反尊重主權原則,而且背離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法宗旨。此外,你跑到我的家門口以犧牲我的安全來確保你的安全,這種行為違反了平等和正義的法律原則。什么是這個問題上的國際法?美國的行為可能形式上合法(legality),但不符合國際法的精神,不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類似的情況在國際實踐中不勝枚舉。這說明,規則本身具有不確定性。你拿一個原則對我,我可以拿另一個原則對你,我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原則,就用你的原則的例外,如果連例外都沒有,我還可以尋找規則的目的;而規則的目的又是開放性的,你用這個目的,我也可以用那個目的。規則之間存在著競爭或對立關系④。此外,什么是國際法要放在一個背景下來說,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抽象地說這是法或那是法。由于情況是在不斷變化,法律也隨之變化,法律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⑤。再者,誰來說什么是法也非常重要。由于立場和觀點不同,對于法律的解釋也不盡相同,這更增添了什么是法的變數⑥。因此,什么是國際法取決于是誰站在什么立場根據什么情況對規則做出的某種選擇。法律原則、規則也很難說客觀中立。國際法從制定到解釋到實施,都充滿利益的討價還價和價值的沖突及妥協,并且受國家實力左右?!讀瞎苷隆肥羌父齟蠊熱范蚣艿?,WTO協議是重要貿易國討價還價的結果,《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歷經10年艱難談判才達成協議,但因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同意國際海底制度,又追加了10年談判,專門解決深海海底開發問題。國家尤其是大國,都要把自己的立場、觀點擺到國際法中,國際法從一開始就深受力量、利益、價值等因素影響⑦。正因為如此,國際法才被說成是大國意志的體現,國際力量對比的結果①。實際上,這些因素一直貫穿于國際法的始終。各國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將國際法朝著對自己有利一面來加以解釋,都是憑借自己的力量來推行自我解釋的國際法②。這就是為什么國際法會經常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死錈籽遣⑷攵礪匏購?,西方國家紛紛予以譴責,認為違反了領土完整原則。普京則反擊道,看看你們對前南斯拉夫的轟炸,看看你們是如何肢解它的,看看你們是如何制造出科索沃這樣的國家的。如果你們說我們違法,那你們以前做的又如何解釋③。我這里絲毫沒有為普京辯解的意思。我想強調的是,在國際法實施過程中,采用雙重標準是常見的事,雙重標準體現了決策者的主觀性,是因人而異對規則的選擇。雙重標準既說明了規則的不確定性,也否定了規則的價值中立一說。有人提出要通過國際司法機構來加強國際法的確定性和客觀性,以實現國際法治④。但是,法官也是人,法官也有自己的價值傾向。很難相信法官就一定比國家更加客觀和公正⑤。這就是國際法院曾被說成是西方法院的原因⑥。法律規則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又意味著它們不是自動適用的。規則不是一堆僵死的教條,它是與人的結合,人的操作賦予其生命,而人又是有立場的,法律是人根據自己的立場和具體情況對不同規則選擇適用的活動⑦。國際法肯定是這樣。以美國在政府承認上的實踐為例。美國不承認拉美國家軍人政權,理由是它們違憲,不符合民主原則⑧;美國承認埃及軍政府,實則根據有效統治原則⑨,盡管之前的穆爾西政權來自于合法選舉;美國反對巴沙爾政權,理由是它執政的不合法,盡管巴沙爾政權仍然控制著領土的大部⑩;美國遲遲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理由是臺灣還有一個政權,美國最終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理由是它有效控制了領土。其實,美國是否承認一個政府,完全取決于其政治價值的偏愛和國家利益的需求,它是根據政治因素來選擇法律原則適用的。美國只是一個方便的舉例,大家都是在利用法律原則來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圖。法律原則和規則肯定不是自動適用的,它們是人有目的的適用,是國家貫徹自己意圖的適用。當然,說法律原則、規則具有不確定性,并非意味國家不能真正達成一致,國家是有可能“心想一處”的。當國家真正達成一致時,法律原則、規則就可能具有了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原則、規則的不確定性只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導致國家“心想一處”的主要原因是共同的利益或價值。中美兩國在政治價值上存在鴻溝,但仍不乏共同利益,正是這些共同利益使得兩國能夠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在不少問題上達成協議。共同的價值也是促使國家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歐洲之所以能夠統一,很重要的,恐怕是有關國家在政治價值、文化傳統上的同一性或相似性。最有可能真正達成一致的,應該是那些既有共同價值又有共同利益的國家。盡管國家有可能真正達成一致,但由于法律規則需要放在具體背景下解釋,并且決定于解釋者的立場,它們仍然有可能是不確定的。更重要的是,在當今世界一些重大問題上,或者說在國際法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由于價值和利益的嚴重分歧甚至對立,國際社會是很難真正達成一致的。因此,不確定性是法律原則、規則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確定性只是其次要方面。不確定性體現了政治力量博弈的一面,而確定性則反映了政治力量妥協的一面。我們不能只看后者而不看前者。傳統觀點的致命缺陷,在于只關注原則、規則、概念這些形式,而沒有深入到國際法的身后或者實質,以至于它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國際法對國際關系的實際作用及其限度。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學說,并帶有烏托邦色彩。當然,形式主義也有意義,稍后再說。如果我們把觀察國際法的視野擴展到國際法的實質,就會發現力量、價值、利益等政治因素,深刻地影響國際法的整個過程,國際法的身后充滿了力量之間基于價值、利益的博弈及妥協。國際政治是國際法的實質,國際法是國際政治的反映,兩者是表里關系。國際上的力量之間的博弈及妥協,也可以說是各國對外政策的互動過程。國家對外政策的決策者需要根據自己的力量大小、利益需求和價值偏愛,制定政策并決定實施手段,這些手段包括外交、軍事、經濟手段,也包括法律手段。如前所述,國家不僅要動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價值和利益擺到國際法中,而且還要動用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來解釋和適用國際法。國家這樣做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因此,國際法可以說是政治的工具,是國家推行和實現自己政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國際法又不同于政治,它是一個有別于國際政治的話語體系,是一個各國公認的法言法語的體系,也是國際上唯一的這樣一個體系①。國家都用國際法話語發聲,以證明自己的政治的正確。大國的軍事、經濟、科技力量強大,并且通過控制跨國媒體掌握了話語權,因而更有能力利用國際法推行自己的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法可以說是力量的工具②。而小國則可以通過結盟來對抗大國,并且利用國際法的話語來挑戰大國,國際法也可以是小國批判大國的力量③。國際法的話語甚至可以為團體和個人所用,以實現其政治目的。最明顯的就是像自決、人權、少數者權利等概念。它們盡管很抽象,但卻能夠構建某種身份和價值的認同,以服務于政治目的④。這種話語的力量有可能是巨大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運動,在民族自決的旗幟下,甚至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也許更重要的是,國際法為國家之間的交往、合作以及解決爭端,提供了程序性和組織化的工具①。國家承認這些工具的效力,并且使用這些工具實現其政治意圖。以條約為例。你想進行國際交往,你想進行國際合作,你想結成政治或軍事聯盟,都可以利用這個工具。由于“約定必須遵守”是公認的原則,條約不僅可以幫助你實現從事交往、合作以及結盟的政治意圖,而且可以幫助你建立實現政治意圖的穩定預期。條約作為工具及其效力,對于大國或小國,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法可以說是客觀的,國際法的客觀性表現在其形式或程序上。傳統觀點或形式主義的價值恐怕就在于此。因此,無論國際法的內容如何,無論國家是否真正達成一致,無論國家如何按照自己的價值偏愛和利益要求來解釋國際法,至少大家都使用國際法的話語,都接受國際法的某些形式,都承認國際法具有程序上和組織上的效力,這就是國際法的重要性所在,就是國際法對國際政治或國家對外政策能夠發生的作用。如果這樣看待國際法,我們就可以推論說,國家的對外決策過程需要國際法,決策者需要用國際法的形式來包裹其價值偏愛和利益要求,需要用國際法的話語來表達這些偏愛和要求,需要用國際法的程序和組織上的效力來追求這些偏愛和要求,以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法律是政策的需要,國際法是推行國家政策有用的工具。

三、國際法與改革開放及絲綢之路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從對外政策的角度來看,主要是結束中國的閉關自守狀況,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并成為其積極一員,以此服務于四個現代化的政策目標。國際法成為推進這一目標的重要工具。為了同國際社會打交道,我們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并且參加了所有的重要國際組織②。為了吸引外資,與世界各國各地區開展經貿往來,我們同不少資本輸出國締結了投資?;ばá?。為了與各國各地區開展自由貿易,我們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并且締結了一系列雙邊自由貿易協定④。改革開放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我們與俄羅斯等國分別簽訂了邊界條約,并且與英國、葡萄牙分別解決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回歸問題。為了安全利益,我們發起成立了上合組織,并參加了一系列反恐協議①。為了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權,我們參加了不少人權條約②。為了打擊刑事犯罪和反對腐敗,我們締結了許多司法互助協定,并參加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③。為了履行大國責任,我們積極參加聯合國的維和活動,最近還剛剛向南蘇丹派出了一個步兵營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法實踐是豐富的⑤,上面只是舉例而已。中國參加的條約和以條約為基礎的國際組織,對改革開放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雖然這種作用無法量化,但它是真實存在的。離開了國際法,中國是難以融入國際社會的。國際法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大貢獻,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策目標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在談到這種貢獻時,決不能忽略原則的指引。中國貫徹改革開放國策的國際法實踐,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簡稱“五項原則”)指引下進行的。五項原則不僅是法律原則的表述,而且是對外政策的表述,它代表了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場。更重要的是,五項原則包含了中國的核心利益,表達了中國對其核心利益的關切。第一個核心利益就是國家領土完整,我們制定的很多政策、法律及有關的國際法運用,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利益的⑥。第二個是不干涉內政,其真實含義就是,不同制度的國家應和平共處,而不能以政治價值劃線,更不能以各種方式包括武力的使用,來強迫制度或政府的改變⑦。第三個是經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貫穿于對外開放的一條主線,而發展又需要一個穩定、和平的國內國際環境,需要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積極開展經貿往來,五項原則的每一項,乃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國際法實踐,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五項原則體現了中國政府對其政治價值的堅守和對國家利益的追求。討論國際法對改革開放的貢獻,決不能忽略五項原則作為基本政策的引領。正是因為堅持五項原則,改革開放才有今天的成就。五項原則是中國的國際法立場,同時也是中國的國際法話語。明確這一點對于進一步闡明五項原則的意義至關重要。關于五項原則,國內的理論都說它是與《聯合國憲章》(簡稱“憲章”)宗旨和原則是完全一致的,同時又說它是中國對當代國際法的重大貢獻①。這種認識似乎有些矛盾。如果說它和憲章是一致的,它如何體現原創性或貢獻呢?魏敏教授曾說,五項原則比憲章更加言簡意賅,更成體系②。這聽起來有些創新,但這種修辭學上的創新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它是對國際法的重大貢獻。但如果從政策的角度來看,上述矛盾是能夠得到合理解答的。五項原則是中國的基本政策立場,是中國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憲章所述國際法基本原則的表達,這一表達還結合了中國對自己在近代史上悲慘遭遇的反思③,甚至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④。此外,五項原則采用的是中國的話語,是中國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修辭,五項原則是用中國的話語表達的中國的國際法態度。在這個意義上,它當然具有創新性,它當然可以說是對當代國際法的重大貢獻。而另一方面,憲章的解釋又具有主觀性,各國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解釋憲章的。中國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對五項原則與憲章的關系加以解釋的,其結果必然是兩者的一致。誰都要借用憲章的話語力量,而憲章原則的抽象性也允許這種借用。這就是為什么在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問題上,不同利益、價值的國家對國際法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國際法是國家對外政策的工具!談到這里我突然意識到,為什么我們認為的國際法和傳統的實在國際法學有著驚人的一致。傳統觀點所強調的國家主權,正是我們的政治價值和國際法觀的和弦。這種觀點盡管假定國際法的客觀中立,但實際上已經預設了價值偏愛⑤。當然,五項原則也需要與時俱進。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階段,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堅持五項原則,另一方面也要根據變化了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話語,在富強、民主、文明、法治的目標指引下,不斷豐富和發展五項原則的政策內涵。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推進改革開放進程的重要舉措,是中國對外政策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法能夠為推進這一政策做出貢獻。總的來講,在運用國際法服務于政策時,首先,要繼續堅持五項原則的基本政策立場,特別是要貫徹實施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原則;其次,要借鑒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國際法的經驗,充分發揮條約和國際組織服務于政策的作用;第三,要在國際法的實際利用上有所創新;第四,要考慮背景或情況的變化。目前,國內、國際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過去,我們是資本輸入國,現在成了資本輸出國;過去能源自給自足,現在大量依賴進口;過去商品簡單匱缺,現在成了世界工廠;過去貿易壁壘森嚴,現在主張貿易自由;過去外匯嚴格管制,現在人民幣滿世界流通;過去面臨傳統安全威脅,現在又加上了恐怖主義;過去出國困難,現在國人遍布世界。這些變化要求我們充分并且創造性地利用國際法,為實現絲綢之路政策目標保駕護航。例如,我們一定要與絲綢之路國家簽訂投資?;ば?。此類協定是保障投資一方財產及人員安全的比較有效的手段,因為它將對投資方的財產及人員的保障上升到了國家義務層面,并且有可能透過國內法加以實施。由于我們成了投資方,因此,要借鑒當年資本輸出國的經驗,制定有效條款并建立有效機制,確保我們的財產及人員的安全。為了促進貿易的自由流動,我們要與有關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在對方建立各種自由貿易及產業園區。為了打破美元霸權,我們要與有關國家簽訂本幣互換協定,甚至建立區域性的貨幣基金組織。為了方便人員往來,與有關國家簽署互免簽證協議也實有必要。鑒于絲綢之路個別國家的安全狀況,我們還需要就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問題達成協議,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借鑒類似黑水公司等保安公司的經驗。我們還要預見個別國家可能發生的政治動蕩,以便在緊急情況下能夠果斷采取措施,比如利用聯合國維和部隊,確保我國公民和財產安全。當然,我們還要加強雙邊和多邊的反恐機制,以維護西部一線的穩定及安全。總之,我們要結合新的情況善用國際法,以推進絲綢之路政策目標的實現。

四、中國在國際法上面臨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于政治價值。目前,傳統的國家主權觀與所謂民主國際法學說①,深刻影響各國的對外政策②。從本質上講,這是兩種不同政治價值的對立。兩種政治價值都以國際法的話語并憑借各自力量,在國際關系諸多領域展開博弈③。你說主權,他就說人權;你說不能隨便動武,他就說人道干涉;你說領土完整,他就說民族自決;你說自由貿易,他就說勞工權利;你說秩序重要,他就說公民抗命;諸如此類,不一而論。歸根結底,是一些西方國家自視其政治正確,自視其模式是世界歷史進程的唯一模式④,并自信能夠以此模式改造世界,而不惜使用武力。這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⑤,國際法上兩種政治價值的對立和博弈,只是它的縮影。實際上,當代國際法已經不再是歐洲國際法了,它不再是同一制度及文化國家之間的法律,而發展成為不同制度及文化國家之間的法律。聯合國會員國的構成就是最好的說明。如果非要以政治價值劃線,將自己的制度或發展模式強加于他國,必然導致激烈的對抗。當前的一個動態是,政治價值與國家利益相互裹挾。日本與中國的釣魚島之爭,本來是利益之爭,但安倍到美國、到菲律賓、到東南亞,到世界各地,不停地宣揚民主國家說。他無非想要證明“我們都是一伙的”,證明所謂民主的國家不會開戰一說⑥,以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對抗中國并爭取領土利益??死錈籽遣⑷攵礪匏購?,日本由于價值的認同,被迫加入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隊伍,而實際上,這不符合日本爭取從俄羅斯收回北方四島并獲得能源供給的國家利益。政治價值與國家利益相互裹挾及其在國際法上的反映①,值得高度關注。共同利益能夠掩蓋政治價值的對立,但卻難以長久消除。為什么中美關系總是斗而不破、和而不親,道理恐怕就在于此?;蛐砦拿韉南噯菔且惶踅餼鮒?。我承認你的文化傳統優點,你也要承認我的。法律、國際法、法治都是西方基督教社會的舶來品,我們不都接受了嗎?反之也應該一樣。什么是我的優點?中國的古老文明可以提供答案。這里援引一個世界秩序的假設,這就是多元文明相互包容之必要②。美國在“解放”伊拉克和利比亞之后所遭遇的困境,說明了這一必要性。如果這一假設成立,如果承認這一假設的有效性,世界上的各種難題可能就比較容易解決。中國面臨的第二個挑戰來自于領土爭端及其解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國際法上一項原則。然而,在這項原則下有多種解決方案,不僅包括仲裁和司法,而且包括當事方自行協商。從歷史上看,涉及到國家重大利益的爭端,主要是事關國家領土和榮譽的爭端,是排除第三方解決的③。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一貫立場,也都強調當事方協商解決爭端。正是運用了東方的智慧,我們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和平解決了香港、澳門的回歸問題。這樣的歷史遺留下的難題,如果交由第三方解決,恐怕至今都難有滿意結果。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在解決領土爭端上的立場,是有充分道理的。目前大家都關心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訴訟,單從技術層面來看,該訴訟面臨諸多程序上的障礙。中國完全有能力應對此類挑戰,無論是從國際法的話語來看,還是從這種話語背后的力量來看。

五、結語

改革開放作為基本國策,重要的內涵是對外開放,以實現現代化目標。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對外開放的深化,有其戰略意圖。國際法是國家之間的法律形式,與對外開放,包括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有著密切關系。闡明這一關系,方法很重要。傳統的實在國際法學由于自身缺陷,不能完全勝任。本文提出一種從政治的角度看待法律的方法。它主張透過現象看本質,考察國際法背后的政治因素及其對國際法的制定、解釋、實施的影響,認為國際政治是國際法的實質,國際法是國際政治的形式,是國際政治包括對外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承認國際法形式的重要性,承認國際法是國際政治有用的工具。這是一種政治與法律互動的方法,是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平衡。它能夠比較有效地解釋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關系。運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始終站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政策立場上,采用五項原則的國際法話語,對國際法尤其是其基本原則加以闡釋,并且不斷運用這種闡釋以及國際法的程序和組織上的效力,來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表明,中國所堅持的國際法立場是有效的,利用國際法為政策服務是成功的。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法為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進程中,我們仍要堅持五項原則,并且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國際情況,充分并創造性地利用國際法,以實現這一政策的戰略目標。中國目前在國際法上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因為政治價值的對立。解決這一困境的唯一途徑,應該是多元文明之間的相互包容,歸根結底,就是承認各國國情的差異并尊重各國對自己發展道路的選擇。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僅是經貿之路,而且是傳播和吸收文明之路。文化的相互了解、信息的廣泛交流和語言的有效溝通,對于推進絲綢之路政策至關重要。石河子大學由于所處地理位置,并且作為人才培養搖籃,能夠為此做出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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